上次的文章談林鄭民望高，立即有人反映問林鄭做特首又如何。很明顯地，即使她做特首仍要面對有多困難，特別是長遠的、深層次的政治環境和政制問題。制訂政制並不只限於有沒有普選。即使有普選，政府有認受性，亦不代表政府就有高民望，政府仍要面對各種怪異政制跟政治環境引申出來的問題。除了是否普選，改革政制還有很多方面的問題要考慮。不過入正題前先簡短談一下林鄭。
林鄭當特首即時要面對的困難
CY目前的首要困難來自其出身問題，被人質疑是共產黨員。林鄭是公務員出身，基本上沒有不會有「染紅」的問題，這也是她最大的優勢，至少個人背景層面不會被人挑戰。
CY另一個問題是競選承諾跟實際表現有落差。林鄭如果做特首，她也需要拿出政綱，參加選舉，面對群眾，不能再像現在選擇性地，不失時機出來見人。如果她在蜜月期內無法推出政策措施，管治將逐漸走下坡。林鄭熟悉政府運作是一個優勢，但這跟政策措施有沒有效，能否對應民心是兩回事。
CY最大問題是在政界沒有朋友。既有本來就反他的民主派，亦有在選舉中被激怒的商界唐營或反梁營，而所謂的「梁粉」也大都不是上得檯面的人馬。梁營人丁單薄，令他無法順利推行施政，面對圍攻時亦沒有人可以支援。林鄭雖然不至於像CY有那麼多敵人，但亦不會有很多朋友，因為她行事「硬淨」，在政界中非受歡迎人士。林鄭如果做特首，要籌組個怎樣的班子，會是一大考驗。
從長遠角度來看，香港的政制實在很難產生一個，能讓施政暢順的政治環境，而所謂的政制改革，絕非有普選就可以了事。香港即使有普選，也只是令市民對政府的其中一個主要不滿源頭消失，並不會自動令所有市民都滿意政府施政。
認受性跟民望的差別
很多人說現時特區政府的問題來自認受性低跟民望低，而普選能解決這些問題。在這裡先要搞清楚，認受性跟民望是兩個不同概念。認受性是指對政府權力基礎的認同，認為政府得以掌權是否經過一個可接受的途徑，即政府權力是否來之正統，涉及對整個政制的看法。民望則是對政府施政表現，甚至覺得領導人是個怎樣的人的差別。兩者可以互相影響，但並無必然關係，不是有高認受性就一定有高民望，或反之亦然。
一般來說，認受性高又民望高，政府最為穩定。認受性高而民望低，民眾主要會要求更換領導人。認受性低但民望高，民眾會要求政改。而認受性低又民望低，情況則最壞，政府最為不穩。
例如我們可以看看日本，首相的支持度常常只有二三十個百分點，民望極低，但民眾不會認為該首相是透過不正當途徑上位，社會上要求改變政制的訴求亦很少。現時英國、法國、西班牙等多個地方的政府民望亦屢創新低，但民眾不會即時上街要求他們下台。
那有沒有認受性低又高民望的呢？蔣經國可能是一例。他基本上是世襲出身，但其施政成果，還有多項政治改革，都為他帶來高民望，現時台灣人仍普遍認為他是個好總統。但這跟其認受性是兩回事。蔣經國的改革只是讓台灣邁向民主化，並未正式達致民主。台灣人只是喜歡蔣經國這個人，不是喜歡當時的政制。有人會開玩笑說想他復活再當總統，卻不會有人說想回復當年的制度。
梁振英則是陷入了認受性跟民望都低的「雙低」的局面。他跟董建華及曾蔭權，雖然都不是普選產生，但他還被指「呃」了特首之位來做，認受性在三任特首之中特別低。梁振英唯有不斷講自己有多務實有為云云來爭取民望，可惜施政報告「冇料到」，民望最近已經跌至新低。傳媒一直有傳中央有所謂「plan B」，準備要換特首。個人認為中央短期內不會這麼做，畢竟這會令香港日本化，特首越換越快，政局更不穩定，何況也沒有人保證換了人後政府民望就會上升。但如果梁振英未能擺脫「雙低」局面，4年後的特首選舉，相信不會有他的份。
有普選的政制仍能百病纏身
回到普選跟施政困難的話題。普選能增加政府認受性，但不等於增加政府民望，普選後的政府仍要靠有效施政來爭取民望。要有效施政，新任特首須向社會各方勢力，無論是立法會內的N個政黨，或是商界和社會團體，爭取支持。這些政黨跟團體，不可能因為特首是民選就無條件支持他。如果新特首跟政黨及社會界別缺乏互信，或拿不出條件讓他們支持，施政仍會遇到多重阻力。我們亦不難想像新特首因為對政府運作不了解，或無法與公務員團隊合作，而連醞釀政策也寸步難行。
各種問題並不會因為民主化而自己消失。爭取普選固然重要，但有普選並非一切的終點，我們還要思考整個政制及政治環境的發展方向，看如何能幫助政界製造共識，而非製造分化。
首先要改變立法會。大幅削減功能組別權力，甚至直接將之取消，讓直選議員掌握立法會，讓立法會真正向廣大市民負責。同時也要改變選制，增加誘因讓政黨傾向結盟和團結，而非做山寨王各自為政，降低議事效率。
其次是改變特首地位，容許特首有政黨背景，並讓更多司局長及行會成員具政黨背景，加強政府向立法會及政黨問責，好讓各黨派有誘因去支持政府。
最後是設立政黨法，讓政黨運作透明化。現時政界充斥著些不知從何冒出來的甚麼社團聯會甚麼工會，政客們隨隨便便就參政，不但令政治運作變得更複雜，亦容易令民眾產生混亂，市民除了選舉外鮮有監察他們，和要求他們問責的制度。讓政黨及政客的工作更透明化，絕對符合大眾利益。
中央錯誤治港思維製造香港亂局
當然，中央亦要改變其治港思維。過去幾年，在中央治港官員的眼中，香港的亂源是民主黨派，工作的重中之重成了全方位削弱分化民主黨派。為此，中聯辦支持各種不同的建制黨派滲透香港社會，終於在最近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中發揮作用，讓各種「隱形左派」人物成功「攝位」，削弱民主派議席數目。可是中央沒有留意到，在這種做法下，建制派內部亦變得山頭林立充滿明爭暗鬥，往往要中聯辦港澳辦「吹雞」才能團結他們，強逼他們支持政府。建制派的內部矛盾，在梁振英上任後更加明顯。
民主派方面，分化是成功了，令他們在議會內的行動越來越不團結，但同時亦令民間激進勢力冒起，反政府勢力變得更百家爭鳴。他們不信任政黨和議會，在議會和政黨以外，靠著獨有的方式組織行動。雖然他們實際人數不多，但成功搶奪了傳媒焦點，甚至社會的話語權。香港過去的社運，不論是保衛天星還是反高鐵，都以失敗收場，但他們也有社會造成一定影響，令更多人認識不同的抗爭形式。去年學民思潮及反國教運動，就是個抗爭成功的例子。港獨份子亦引人關注。最近連學者們都在說要用新形式爭取普選。隨著2016、17年兩場選舉限期越近，這些行動將會越來越多。
香港現時亂局，完全是中央治港思維失敗所致。中央一日仍相信「行政主導」這個英國人設下的自我挫敗 (self-defeating) 騙局，錯誤理解民主化下，行政立法機構應有的關係，及政黨政治的運作模式，中央只會越來越難掌握香港政局的走勢。有時間的話，再講講「行政主導」是個怎樣的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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