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16日

續:普選難解施政困局

上次的文章談林鄭民望高,立即有人反映問林鄭做特首又如何。很明顯地,即使她做特首仍要面對有多困難,特別是長遠的、深層次的政治環境和政制問題。制訂政制並不只限於有沒有普選。即使有普選,政府有認受性,亦不代表政府就有高民望,政府仍要面對各種怪異政制跟政治環境引申出來的問題。除了是否普選,改革政制還有很多方面的問題要考慮。不過入正題前先簡短談一下林鄭。

林鄭當特首即時要面對的困難

CY目前的首要困難來自其出身問題,被人質疑是共產黨員。林鄭是公務員出身,基本上沒有不會有「染紅」的問題,這也是她最大的優勢,至少個人背景層面不會被人挑戰。

CY另一個問題是競選承諾跟實際表現有落差。林鄭如果做特首,她也需要拿出政綱,參加選舉,面對群眾,不能再像現在選擇性地,不失時機出來見人。如果她在蜜月期內無法推出政策措施,管治將逐漸走下坡。林鄭熟悉政府運作是一個優勢,但這跟政策措施有沒有效,能否對應民心是兩回事。

CY最大問題是在政界沒有朋友。既有本來就反他的民主派,亦有在選舉中被激怒的商界唐營或反梁營,而所謂的「梁粉」也大都不是上得檯面的人馬。梁營人丁單薄,令他無法順利推行施政,面對圍攻時亦沒有人可以支援。林鄭雖然不至於像CY有那麼多敵人,但亦不會有很多朋友,因為她行事「硬淨」,在政界中非受歡迎人士。林鄭如果做特首,要籌組個怎樣的班子,會是一大考驗。

從長遠角度來看,香港的政制實在很難產生一個,能讓施政暢順的政治環境,而所謂的政制改革,絕非有普選就可以了事。香港即使有普選,也只是令市民對政府的其中一個主要不滿源頭消失,並不會自動令所有市民都滿意政府施政。

認受性跟民望的差別

很多人說現時特區政府的問題來自認受性低跟民望低,而普選能解決這些問題。在這裡先要搞清楚,認受性跟民望是兩個不同概念。認受性是指對政府權力基礎的認同,認為政府得以掌權是否經過一個可接受的途徑,即政府權力是否來之正統,涉及對整個政制的看法。民望則是對政府施政表現,甚至覺得領導人是個怎樣的人的差別。兩者可以互相影響,但並無必然關係,不是有高認受性就一定有高民望,或反之亦然。

一般來說,認受性高又民望高,政府最為穩定。認受性高而民望低,民眾主要會要求更換領導人。認受性低但民望高,民眾會要求政改。而認受性低又民望低,情況則最壞,政府最為不穩。

例如我們可以看看日本,首相的支持度常常只有二三十個百分點,民望極低,但民眾不會認為該首相是透過不正當途徑上位,社會上要求改變政制的訴求亦很少。現時英國、法國、西班牙等多個地方的政府民望亦屢創新低,但民眾不會即時上街要求他們下台。

那有沒有認受性低又高民望的呢?蔣經國可能是一例。他基本上是世襲出身,但其施政成果,還有多項政治改革,都為他帶來高民望,現時台灣人仍普遍認為他是個好總統。但這跟其認受性是兩回事。蔣經國的改革只是讓台灣邁向民主化,並未正式達致民主。台灣人只是喜歡蔣經國這個人,不是喜歡當時的政制。有人會開玩笑說想他復活再當總統,卻不會有人說想回復當年的制度。

梁振英則是陷入了認受性跟民望都低的「雙低」的局面。他跟董建華及曾蔭權,雖然都不是普選產生,但他還被指「呃」了特首之位來做,認受性在三任特首之中特別低。梁振英唯有不斷講自己有多務實有為云云來爭取民望,可惜施政報告「冇料到」,民望最近已經跌至新低。傳媒一直有傳中央有所謂「plan B」,準備要換特首。個人認為中央短期內不會這麼做,畢竟這會令香港日本化,特首越換越快,政局更不穩定,何況也沒有人保證換了人後政府民望就會上升。但如果梁振英未能擺脫「雙低」局面,4年後的特首選舉,相信不會有他的份。

有普選的政制仍能百病纏身

回到普選跟施政困難的話題。普選能增加政府認受性,但不等於增加政府民望,普選後的政府仍要靠有效施政來爭取民望。要有效施政,新任特首須向社會各方勢力,無論是立法會內的N個政黨,或是商界和社會團體,爭取支持。這些政黨跟團體,不可能因為特首是民選就無條件支持他。如果新特首跟政黨及社會界別缺乏互信,或拿不出條件讓他們支持,施政仍會遇到多重阻力。我們亦不難想像新特首因為對政府運作不了解,或無法與公務員團隊合作,而連醞釀政策也寸步難行。

各種問題並不會因為民主化而自己消失。爭取普選固然重要,但有普選並非一切的終點,我們還要思考整個政制及政治環境的發展方向,看如何能幫助政界製造共識,而非製造分化。

首先要改變立法會。大幅削減功能組別權力,甚至直接將之取消,讓直選議員掌握立法會,讓立法會真正向廣大市民負責。同時也要改變選制,增加誘因讓政黨傾向結盟和團結,而非做山寨王各自為政,降低議事效率。

其次是改變特首地位,容許特首有政黨背景,並讓更多司局長及行會成員具政黨背景,加強政府向立法會及政黨問責,好讓各黨派有誘因去支持政府。

最後是設立政黨法,讓政黨運作透明化。現時政界充斥著些不知從何冒出來的甚麼社團聯會甚麼工會,政客們隨隨便便就參政,不但令政治運作變得更複雜,亦容易令民眾產生混亂,市民除了選舉外鮮有監察他們,和要求他們問責的制度。讓政黨及政客的工作更透明化,絕對符合大眾利益。

中央錯誤治港思維製造香港亂局

當然,中央亦要改變其治港思維。過去幾年,在中央治港官員的眼中,香港的亂源是民主黨派,工作的重中之重成了全方位削弱分化民主黨派。為此,中聯辦支持各種不同的建制黨派滲透香港社會,終於在最近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中發揮作用,讓各種「隱形左派」人物成功「攝位」,削弱民主派議席數目。可是中央沒有留意到,在這種做法下,建制派內部亦變得山頭林立充滿明爭暗鬥,往往要中聯辦港澳辦「吹雞」才能團結他們,強逼他們支持政府。建制派的內部矛盾,在梁振英上任後更加明顯。

民主派方面,分化是成功了,令他們在議會內的行動越來越不團結,但同時亦令民間激進勢力冒起,反政府勢力變得更百家爭鳴。他們不信任政黨和議會,在議會和政黨以外,靠著獨有的方式組織行動。雖然他們實際人數不多,但成功搶奪了傳媒焦點,甚至社會的話語權。香港過去的社運,不論是保衛天星還是反高鐵,都以失敗收場,但他們也有社會造成一定影響,令更多人認識不同的抗爭形式。去年學民思潮及反國教運動,就是個抗爭成功的例子。港獨份子亦引人關注。最近連學者們都在說要用新形式爭取普選。隨著2016、17年兩場選舉限期越近,這些行動將會越來越多。

香港現時亂局,完全是中央治港思維失敗所致。中央一日仍相信「行政主導」這個英國人設下的自我挫敗 (self-defeating) 騙局,錯誤理解民主化下,行政立法機構應有的關係,及政黨政治的運作模式,中央只會越來越難掌握香港政局的走勢。有時間的話,再講講「行政主導」是個怎樣的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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