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2日

土耳其示威與歐洲夢

最近一個月,土耳其各地不斷有人上街示威,引起國際傳媒關注。不少人聽到有示威者喊民主,就以為這是一場反對獨裁政府的「阿拉伯之春」的延續,或是因為聽到事件是起源於一個遷拆公園行動,就以為這是個環保或本土運動。

實際上土耳其是民主國家,有公開選舉,因此今次示威潮不可能跟「阿拉伯之春」歸做同類。一開始示威者的確是為反對遷拆公園,但當時示威者只有幾十人。令到全國各地成千上萬人上街的,是政府連對著幾十人也要出重手鎮壓,射水炮和催淚彈。這也牽涉到更深層次的矛盾,即總理「埃爾多安」被視為常用高壓手段對付異見,及引入偏向伊斯蘭教義的政策,違反土耳其一向的民主和政教分離原則。人民要求的只是埃爾多安聽從民意或下台,並不是要推翻政府或整個制度。

一般人聽到中東國家,就自動想成是個超保守,信仰伊斯蘭的反美獨裁國家,印象相當負面 (以色列另計)。但土耳其是中東一眾國家中的特例。他的國民雖然的確是以伊斯蘭教徒為主,但政策並不偏向伊斯蘭教義,而且有民主選舉,更非常親西方。如果不理解這個背景,就不能正確理解今次示威者跟政府的主要矛盾在哪裡。

土耳其歷史:從「歐洲病夫」變「歐洲夢」

奧斯曼帝國擴張圖,最大範圍是1683年左右
土耳其前身是「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是個以「小亞細亞」(Asia Minor,即現今土耳其在亞洲的部份) 為中心,在14世紀開始興起的回教國家。此國的勢力在16到17世紀達到巔峰,控制著歐洲東南部、中東和北非的廣大領土,最遠試過兵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城下。

可是隨著歐洲方面爆發了大航海時代和工業革命,財富不斷累積,科技不斷進步,到了18和19世紀,奧斯曼帝國的國力相對倒退。外有強敵,西面的奧地利、北面的俄羅斯、甚至東面的伊朗,都步步進逼。內則有叛亂,歐洲方面的希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等地在奧俄兩國暗撐下紛紛展開獨立戰爭,而中東和北非的地方大員,見中央積弱又不聽命令,帝國開始四分五裂。至20世紀初,已成為人稱「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空有龐大領土卻無法管治的弱國。

為此,國內要求改革的聲音不斷出現,主要是要求立憲及實施西方化政策。在1908年,改革派中的主力「年青土耳其人」(Young Turks) 聯同軍隊發動政變,廢黜保守派的舊蘇丹,另立一位被改革派控制的新蘇丹,重新實施憲法。但這未能挽回奧斯曼帝國的頹勢。最致命的還是幾年後爆發的,席捲全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奧斯曼帝國好死不死,加入了輸家的一方 (德國、奧地利一方)。土耳其的戰況本來還不差,但當中東各地部族紛紛叛變倒向英俄後,土耳其逐漸陷入劣勢。到一戰結束時,奧斯曼帝國除了祖家小亞細亞地區之外,大部份地區已經淪陷,連首都「君士坦丁堡」(現在叫「伊斯坦布爾」) 也被佔領,各國更拿出地圖準備瓜分奧斯曼帝國。土耳其可謂到了亡國的邊緣。

這個時候,英雄出現了!他就是軍官「凱末爾」(Mustafa Kemal)。在他組織下,殘兵敗將展開了拼命的反擊戰,打退了聲稱要奪回自希臘神話時代就是神聖不可分割領土的希臘,和爭取獨立的亞美尼亞。眼見瓜分並不可行,英俄等國承認了凱末爾領導的新政權並撤軍。1923年,凱末爾下令廢除君主制,最後一名蘇丹被趕下台,「土耳其共和國」(Republic of Turkey) 正式成立,凱末爾成了現代土耳其國父。中文一般根據他的本名 Kamel 稱他為「凱末爾」,但在西方社會則較多人記得他是 Ataturk「土耳其之父」。Ataturk 這個字最終加入了凱末爾的名字,令他成了 Mustafa Kemal Atatürk (即是姓「國父」...)。

瓜分土耳其大計
凱末爾本人也是改革派,認為土耳其變成「歐洲病夫」是因為太重視伊斯蘭教義,太過保守,無法追上西方的進步。於是他就任總統後成了「善意的獨裁者」(benevolent dictator),大搞「歐洲夢」,推出連串西方化改革,務求將土耳其變成被西方列強接受的現代化國家。這些改革包括實行政教分離、廢除回教法律、廢除一夫多妻、禁止學校教授回教教義課程、將土耳其文用的文字從阿拉伯文字 (符號) 改為拉丁文字 (abcd)、甚至下令男性全部要穿西裝等等,可謂是個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由於凱末爾的國父兼英雄的身份,國內根本無人敢反對他的做法。西方化、政教分離和反對伊斯蘭傳統的「凱末爾主義」(Kemalism),因此成了土耳其的核心價值,是擺脫「歐洲病夫」命運,邁向「歐洲夢」的指導思想。

從凱末爾到埃爾多安

凱末爾於1937年逝世,他的副手「伊納尼」(İsmet İnönü) 繼續西化行動。但當土耳其於1950年舉行首場「真普選」時,由凱末爾成立,伊納尼任黨魁的「共和人民黨」卻大敗!

一來伊納尼的時間剛好碰上大衰退和二次大戰,土耳其經濟不好,他本人的地位又不及凱末爾,自然壓不住場。二來對手「民主黨」本身其實也是由「共和人民黨」分裂出來,民主黨高層們以前也是凱末爾的手下,伊納尼的同事,民眾不至於擔心他們執政會出亂子。

但民主黨掌權後經濟未有大改善,甚至開始打壓反對派。結果民主黨在1960年被軍事政變推翻,幾名高層被軍事法庭匆匆處死,而軍隊在第二年又宣佈重新舉行大選,並將政權交回伊納尼。

軍隊一直在土耳其有個特殊的地位。由於凱末爾是軍人出身,20年代建國時又是個半軍政府狀態,土耳其軍隊一直自認是個地位崇高,不受政客和平民影響,的凱末爾主義最堅定追隨者。當政府偏離凱末爾主義,那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要將那些搞事份子掃走。伊納尼也曾是軍人,跟著凱末爾打天下,自然較能被軍人接受。(民主黨則較少前軍人。)

西裝打扮的凱末爾
之後的三十幾年,土耳其政局一直不穩。支持恢復伊斯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保守政黨不斷冒出,最支持凱末爾主義的「共和人民黨」一直未能恢復以往的領導地位,國內又有蘇聯支持的極左份子和少數民族 (庫爾德人) 組成的游擊隊等等。軍隊在1971、1980年、1997年都再次發動過政變,希望穩住局勢,但未能挽回。90年代的3場選舉更是沒有一次能夠產生過半數議席的政黨,政權經常在不同政黨結盟又散場之下易手。終於,人民對這政局徹底失望。

2002年的選舉出現了戲劇性結局。在上一次1999年晉身國會的5個政黨,全部因為支持度崩盤而落敗,連1個議席都贏不到。新一屆國會由前一年才新成立的「正義發展黨」控制,敗部復活的「共和人民黨」亦奪得一定議席。正義發展黨黨魁「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由於有案底不能擔任總理,要等到國會在次年修改法例後才能上任。

埃爾多安政府在政治、經濟和外交層面都相當活躍,穩定了政局,振興了經濟,提高了土耳其的國際地位,令土耳其繼續向「歐洲夢」行前。正義發展黨在2007和2011年選舉中都繼續以高票勝出,埃爾多安已擔任土耳其總理10年,是除了凱末爾的副手伊納尼以來,連續擔任此職位時間最長的人。以下為這四次選舉的結果: (*政黨須有10%得票才能開始計算議席)

1999 election
party vote% / seats
Democratic Left Party (民主左翼黨) 22.2% / 136
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 (民族運動黨) 18.0% / 129
Virtue Party (美德黨) 15.4% / 111
Motherland Party (祖國黨) 13.2% / 86
True Path Party (真正道路黨) 12.0% / 85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共和人民黨) 8.7% / 0

2002 election
party vote% / seat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正義發展黨) 34.3% / 363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共和人民黨) 19.4% / 178
True Path Party (真正道路黨) 9.6% / 0
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 (民族運動黨) 8.3% / 0
Youth Party (青年黨) 7.3% / 0
Motherland Party (祖國黨) 5.1% / 0
Democratic Left Party (民主左翼黨) 1.2% / 0

2007 election
party vote% / seat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正義發展黨) 46.7% / 341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共和人民黨) 20.9% / 112
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 (民族運動黨) 14.3% / 71
Independents/Kurds (獨立/主要為庫爾德人) 5.2% / 26

2011 election
party vote% / seat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正義發展黨) 49.8% / 327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共和人民黨) 26.0% / 135
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 (民族運動黨) 13.0% / 53
Independent/Kurds (獨立/主要為庫爾德人) 6.6% / 35

可以看到正義發展黨過去十年都是最大的政黨,票數亦在持續上升。此黨和埃爾多安本人都有龐大民眾支持,是無可爭議的一點。那為什麼現在這麼多人反對他呢?仔細一點看的話,可以看到正義發展黨的得票率雖然拋離其他政黨,但仍未過半,也就是說另有一半人是沒有支持他們。這也是今次示威的關鍵:正義發展黨仍被相當多的土耳其人,視為是偏向保守和伊斯蘭教,違反西方化跟政教分離。

埃爾多安的政績與今次示威

單是再看埃爾多安的政績,特別是經濟方面,是很好的。我們可以參考IMF經濟數據。

Tukey economic data (1992 | 2002 | 2012)
GDP (PPP) $330.5b | $533.6b (+61.5%) | 1123.4b (+110.5%)
GDP capita (PPP) $6058.2 | $8084.5(+33.4%) | $15001.4 (+85.6%)
CPI 0.35 | 79.79 (+22697.1%) | 206.87 (+159.3%)
unemployment 8.5% | 10.3% | 9.2%
source IMF database

土耳其從2002至2012年的10年,較之前的10年,各種經濟數據都大大進步。今個十年,GDP上升了 110%,人均GDP亦升了 85%,兩者都幾乎倍增,也較前十年的61%和33%都高得多。通賬方面則從急升227倍 (即幾乎每年跳一倍),控制到只是升1.6倍。失業率也稍為回落。現時土耳其的GDP總量已是全球第16。在經濟方面,埃爾多安政府的表現比之前的政府都好。

隨著經濟轉強,土耳其在外交方面亦越來越活躍 (特別是當歐洲衰落時)。土耳其自從凱末爾時代趨向西方化以來,就一直嘗試跟歐美,甚至以色列打好關係,因此得以加入北約,申請加入歐盟,參加歐洲歌唱大賽等民間活動。相對地,跟其他中東國家的關係就比較微妙。一來土耳其是中東大部份國家的前宗主國,二來其西化民主跟其他中東國家的保守獨裁也格格不入。可是自從阿拉伯之春,土耳其趁歐美不敢介入而大張旗鼓行動,試圖將「土耳其模式」輸出到其他中東國家,甚至直接援助各地革命份子。土耳其成了西方跟中東的橋樑,埃爾多安在國際上也成了知名人物。

埃爾多安
埃爾多安的政府帶來穩定,但在人權自由方面,其表現就好壞參半。他的政府大力打壓軍隊、法院、傳媒等傳統都是偏向支持西方化的系統,無數將領、律師和記者被囚。他又推出不少具伊斯蘭教義色彩的法例,如容許女性在更多場合帶頭巾,在學校引入宗教科,禁止晚上在公眾地方喝酒等等。這兩方面的表現,都令支持西方化和政教分離的人深感不安。今次示威浪潮,就是這批人對其不滿的爆發。

今次示威主要是以城市人、高學歷人、年輕人為主,他們大都是支持西方化和政教分離的人士,本來就不太相信埃爾多安。相反鄉郊地區則甚少出現示威,他們都受惠於整體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而支持埃爾多安,西方化跟他們生活的關連性較小,他們並不緊張。

之前看到有網民以香港的叫法,建制派和激進派,形容埃爾多安政府和示威者,但這並不正確。正如上面解釋土耳其歷史背景時講的,土耳其的情形跟很多國家相反。土耳其人本身信伊斯蘭教,但國父凱末爾建立的傳統,是支持西方化的,因此軍隊,法院,舊有政黨,城市人這些建制派,都是支持西方化。相反埃爾多安政府正是想改變這個西方化的傳統,他才是激進派,受到建制派鄙視。因此,在土耳其,建制派是支持西方化和自由的,激進派是反對西方化和保守的,現在示威者一方才是建制派,政府才是激進派。也看過有人擔心如果示威者成功,會像其他阿拉伯之春的地區,轉向支持伊斯蘭傳統。這完全是不明白土耳其跟其他中東國家的分別才講得出口,有看完我的分析的人應該明白為何這樣想是大錯特錯。

接下來...?

土耳其的情況跟其他暴發阿拉伯之春的國家始終不同。埃爾多安是靠選舉登位,有確實的民眾支持,跟那些只會鎮壓異己 (利比亞) 或依靠外國金援 (埃及) 的國家情況不同。外界能對埃爾多安作出的干涉亦相當有限,因為土耳其地理位置相當重要,西方要靠他來看管中東局勢,支持敘利亞反對派,解決庫爾德人和塞浦路斯問題等等。因此無論對內或對外,埃爾多安都穩陣過大多數中東國家。

埃爾多安一直強調自己是選舉產生,得到多數人民授權,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不須要理會反對者的意見。但即使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也不代表有多數人支持就可以忽視少數人意見到這種地步,更不可能以武力鎮壓少數派。

事件要如何解決呢?埃爾多安本人多次放狠話不會向示威者屈服,政府亦已經逐步清場,各地不斷又人被關入獄,仍在街上的人越來越少,事件似乎將會是以政府的勝利告終。

可是,事件拖下去一定多少會影響到政府民望,及下次選舉的結果,因此不少正義發展黨的成員都對埃爾多安的處理手法頗有微言。總統「居爾」(Abdullah Gül) 跟不少其他高官都有就事件道歉。外界仍在觀察這是否黨內出現鬥爭的跡象。

事實上埃爾多安本人的處境也相當微妙。因為在土耳其眾所周知的,埃爾多安打算參選明年的下一屆總統選舉。正義發展黨黨內有規定,公職人員不可在同一位置上連任超過3次,因此埃爾多安將無法再連任總理,只能尋求更上一層樓的總統寶座。今次總統選舉會是直接選舉,所以要當選就必須要有民眾支持。即使他今次清場成功,如果無法消除民眾反感的話,最終也只會在選舉時出現反撲。

今次事件也突顯出土耳其「歐洲夢」的兩難。一方面有人希望繼續西化和追求人權自由,另一方面則有人希望在發展之餘也保留伊斯蘭特色。到底要走向哪一個模式?土耳其仍在探索中。

2013年6月16日

伊朗的篩選式民主

伊朗總統選舉結束,「溫和保守派」人物「魯哈尼」(Hassan Rouhani) 以50.7%的剛剛好過半數得票當選。伊朗的政制是個非常矛盾的政制。表面上它非常複雜,有無數架床疊屋的系統和機構,各司其職,但實際上又非常簡單,一切都是為了確保「最高精神領袖」一個人的影響力。香港最近常在討論選舉有沒有「篩選」的問題,伊朗是個很值得借鏡的例子。

伊朗政制:繞了個圈還是回到最高精神領袖身上

先從總統選舉講起。伊朗的選舉是直選產生 (由全體選民直接投票選出),也是普選產生 (選民都是一人一票),但卻不是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民主選舉。最主要原因,就是總統參選人全部都是經過篩選的。要報名參選總統並不難,今年有超過600人這麼做,但要成為實際候選人就非常困難,只有8人成功入選。

負責篩選的是「憲法監督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這是一個專門負責篩選總統和國會候選人,確保他們是「服從憲法」跟「服從伊斯蘭教」(而且要是伊朗指定的那個伊斯蘭教派系) 的人,才能成為正式候選人的機構。雖然如此,到底何謂「服從憲法」或「服從伊斯蘭教」,準則從來沒有公布過,每次選舉都有數以百計甚至千計的人被篩走,不能參選。以今次總統選舉為例,較知名的被篩走的候選人,包括前總統「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 和前副總統「馬沙」(Esfandiar Rahim Mashaei)。沒錯,前總統和前副總統,都被指是不夠服從憲法跟國教而被踢走。其實大家都知道,真正原因不是不服從憲法跟國教,而是不服從「最高精神領袖」。

維基上的圖解,注意 Supreme Leader 可以委任 (黑色線)
Guardian Council,然後又可以篩選其他機構的候選人 (橙色虛線)
伊朗自從1979年成立極具宗教色彩的「伊斯蘭共和國」(伊朗正式國名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以來,一直都是由最資深的伊斯蘭教士「最高精神領袖」(Supreme Leader) 掌握實權,地位甚至比總統還要高。最高精神領袖可以委任軍隊將領、司法總監、憲法監督委員會成員等,而總統只能任命政府內閣官員。(嚴格來說最高精神領袖只是委任憲監會的一半成員,其餘成員是由司法總監委任,但司法總監都是由最高精神領袖委任嘛...) 軍隊和法官的重要性,相大家都明白,而憲監會,上面都提過了,是負責審核和篩選總統跟國會候選人,因此實際上最高精神領袖可以縮窄總統跟國會候選人的人選。最高精神領袖,其實可以直接或間接控制所有公職人員的任命跟選舉。

那讀者可能會問,最高精神領袖又是怎麼產生的呢?最高精神領袖是由一個「專家會議」(Assembly of Experts) 選出的,候選人必須是公認的資深伊斯蘭教士 (伊朗信奉的伊斯蘭教派系有一個完整的教士體制)。專家會議本身呢?跟總統一樣,是全民普選產生,但又是要經過憲監會篩選候選人......

所以繞了個圈,要選誰當新任\領袖,還是由前任領袖在控制!在這個制度下,無論誰都逃不出最高精神領袖的五指山!由於整個制度都是由最高精神領袖這位伊斯蘭教士在控制,政治學上一般會將伊朗定性為「神權政治」Theocracy,即以宗教為治國核心的政制。(另一個神權政治國家例子是梵蒂岡。)

不容挑戰的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

哈梅內伊
伊朗至今只有過2位最高精神領袖。一位是1979年革命推翻君主制的「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另一位是霍梅尼的副手,在他1989年死後就任領袖至今的「哈梅內伊」(Ali Khamenei)。雖然現任總統,即是經常很高調地發表反美言論的「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在國際上較為知名,但伊朗國內民眾跟外界分析員都知道,哈梅內伊才是掌握國家大事最終決定權的人。現存其他三位當過總統的人,無論是兩位前總統「拉夫桑賈尼」跟「卡塔米」,還是現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都鬥不過哈梅內伊。

哈梅內伊是一名保守派,對外反美,希望伊朗發現核能 (還有核武?),對內則不容許人反對伊斯蘭教義。拉夫桑賈尼本身是「霍梅尼」的親信之一,但在霍梅尼死後跟新上台的哈梅內伊鬧翻。卡塔米當年參選總統時也為哈梅內伊接受,但期後被視為太開明。現在兩人都被視為是開明派,被哈梅內伊打壓。上一次選舉中原本有望勝出的另一位開明派「穆薩維」現在也是被軟禁中。

但這並不代表做保守派,跟著哈梅內伊反美搞核武就沒事。艾哈邁迪內賈德就是這樣的人,但他的親信兼副總統馬沙,還是被篩走,不准選總統。外界一般相信原因是艾哈邁迪內賈德當選後,自認為羽翼已豐,開始試圖培養自己的勢力,威脅領袖的地位。事實顯示,艾哈邁迪內賈德一派已被哈梅內伊封殺,無論前任還是現任總統,根本都鬥不過真正領袖。

在伊朗,討論屬於哪一個政黨的意義不大,因為到尾所有人的立場都是圍標最高精神領袖,相對最高精神領袖的立場而定位的。

篩選式民主:爛蘋果選個最不爛的?

魯哈尼
結果,今次選舉所有8名通過篩選的候選人,都是為保守派,特別是為哈梅內伊接受的人士。開明派唯有將目標放在一個保守程度最少的人身上。被開明派相中的就是「魯哈尼」,拉夫桑賈尼及卡塔米都呼籲支持者投票給他。另一位也為開明派接受,曾任卡塔米屬下的 Mohammad Reza Aref,更自動退選,呼籲集中票源支持魯哈尼。魯哈尼一開始也不太高調,但他似乎也被開明派說服,到臨選舉時講話越來越放,表示如果當選會改善跟西方的關係。我們也不能排除部份艾哈邁迪內賈德的支持者,也出於不滿哈梅內伊,改為支持魯哈尼這一位已成為反哈梅內伊代表的人,投他一票以示抗議。(艾哈邁迪內賈德本人並沒公開支持任何人。) 魯哈尼最終以50.7%的票剛好當選。(如果沒人有50%得票,最高票2人要進行第二輪投票。)

雖然如此,魯哈尼是否真的已經從保守派變為溫和派,甚至開明派,則還要看其實際行動來證明。

現在香港也常常在討論選舉委員會或提名委員會,是否會有篩選,是否會有「假普選」出現的問題。伊朗正正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假普選」是真的有的。萬一香港真的有假普選,民主派該怎麼辦呢?可能也要參考一下伊朗,在爛蘋果中選個最不爛的?

2013年6月9日

商討式民主和佔領中環商討日

明天是香港「佔領中環」(下簡稱佔中) 行動舉行的首個「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今次簡單介紹一下這是甚麼來的。

上次文章提到,民主不只一種實行模式,最基本的是「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 跟「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兩種。前者要求全部事情由全民公投決定,後者要求人民選出代表後再由代表決定政策。現在普遍都認為要實行直接民主是不可能的,因為太麻煩了,但單靠代議民主,人民的參與程度又低,又無法確定代表們的做法符合一般人利益。因此出現了一些尋求在兩者中取中庸之道的意見,在以代議民主為基礎下擴大一般人的參與,或擴大「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

現在佔中發起人提出要搞的「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其實也是來自這個方面的其中一種想法,「商討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由於 deliberative democracy 這個詞本身應用不太廣泛,似乎沒有一個固定的中文譯法,我暫且跟隨佔中發起人的譯法 deliberation = 商討好了,以免讀者混亂。

商討式民主的主要做法是運用商討式諮詢收集民眾意見,也有人稱商討式民調或商討日,但基本做法是一樣的。第一步,以隨機方式抽出一個可以在統計學上代表整體人民的參與者群體,邀請他們出席諮詢/民調/商討活動。第二步,參與活動前先做一次調查,看他們對將要討論的主題有何看法。第三步,向參與者們提供與主題相關的資料,並在活動開始時找來正反兩面意見的專家跟持份者 (stakeholder),簡單介紹和辯論主題,及讓參與者們發問。第四步,分成小組讓參與者們自己討論。最後第五步,作總結和再作一次意見調查。簡單來說是一個比較嚴謹的焦點小組 (focus group)。

為什麼商討式民主要搞這麼複雜呢?這是要平衡多種考量。

代議民主無法確保代表們在當選後仍然真的代表民眾,直接民主全民參與又太麻煩,抽樣參加就能找出一批真的能夠代表性一般人意見的參與者了。但如果純粹是抽一批人來問意見,那其實跟一般民調差不多,又嫌太粗疏。畢竟未必每個參與者平常都會留意新聞,而即使有留意,單是聽政客或傳媒的片面之詞,一個 soundbite 或頭條標題就下判斷,亦不會夠全面。加入討論和介紹,是要確保參與者對主題有一定認識後才下決定。

這個討論是商討式民主的重中之重,因為傳統的兩種民主,無論是直接民主還是代議民主,都只是考慮人民代表性的問題,沒有考慮人民對議題認識深淺的問題,而這正容易做成人民單憑感覺下決定或被個別口才好的政客 (煽動者) 擺佈。當然,邀請甚麼講者出席商討日,確保討論的質素,就成為很重要的一步了。

前後各作一次民調,則是用來評估做完活動後,民眾是否對主題加深了解,和有沒有因而改變立場。當然最後一次民調的結果,之後也能對決策者起到參考作用。

戴耀廷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香港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之一
由此可見,商討式民主有不少頗為獨特的優點。事實上世界各地有越來越多地方試行商討式諮詢,供政府決策時參考,近至澳門政府也有做過。可是這些做法始終是諮詢和參考性質的,沒有恆常化作為政府決策的主要依據,最後決定仍然是由人民代表或政府去做,整體來說仍是屬於代議民主制。因此我只會說它們是商討式「諮詢」,並未去到一個商討式「民主」的地步。

現在「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說要搞,我覺得是件好事,因為這能引入一些新做法,增闊港人眼光,明白民主不是只有香港人夢想中的所謂「普選」一種做法。

問題在實行。

現在佔中說要找600人參加首場商討日,但600人要怎麼個商討法呢?平日公司開會有二三十人,都已經沒辦法人人都有意義地參與了,何況600人?除非你搞個三日三夜,否則大部份人都沒機會發言吧?(當然其實也不需要600人都發言,畢竟總會有一堆意見是重覆的。) 現在佔中說要分開40個小組,每組15人來討論,最後再來總結,還叫可以想像是怎麼進行。但佔中的最終目標是要有1萬人參加,而且這1萬人也會來搞的商討日。1萬人,我當分50人一組,也要分200組,你是有甚麼大能可以控制這樣的場面?1萬人的商討,怎樣可以確保商討內容的質素?我是很質疑他們要如何在實際層面上操作這個商討日。

還有,這600人中大部份都是佔中行動參加者或支持者,只有100人是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隨機抽樣出來的,這表示這次商討日商討出來的結果一定是有傾向性的,並非絕對中立,違反了商討式民主的原意。我也見到有評論員說,干脆叫「決志日」好過,因為這雖然有商討,卻根本不是西方學者口中的那種商討日。

最後,搞這個商討日的目標到底是甚麼呢?我明白這樣做可以提高整個佔中行動的合理性和內部民主性,因為它有好好諮詢參與者的意見。但每次行動前都搞商討和公投,效率和行動力會不會低了一點?雖說現在是佔中發起人口中的所謂「醞釀期」,如果形勢有突發性轉變那怎麼辦?

整體來說,佔中的宣傳力度仍然不強,主要就是那幾個人在幾個傳媒固定地發表內容差不多的文章 (也有幾個傳媒固定地在炮轟和抹黑佔中),真正在注意事態的仍只是少部份本身就熱中於政治話題的人。不是說書生論政一定會以失敗收場,但佔中發起人暫時給我的感覺,仍然是高談闊論多於實際操作一場大型社會運動,還有跟中共搞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