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文章提到，民主不只一種實行模式，最基本的是「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 跟「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兩種。前者要求全部事情由全民公投決定，後者要求人民選出代表後再由代表決定政策。現在普遍都認為要實行直接民主是不可能的，因為太麻煩了，但單靠代議民主，人民的參與程度又低，又無法確定代表們的做法符合一般人利益。因此出現了一些尋求在兩者中取中庸之道的意見，在以代議民主為基礎下擴大一般人的參與，或擴大「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
現在佔中發起人提出要搞的「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其實也是來自這個方面的其中一種想法，「商討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由於 deliberative democracy 這個詞本身應用不太廣泛，似乎沒有一個固定的中文譯法，我暫且跟隨佔中發起人的譯法 deliberation = 商討好了，以免讀者混亂。
商討式民主的主要做法是運用商討式諮詢收集民眾意見，也有人稱商討式民調或商討日，但基本做法是一樣的。第一步，以隨機方式抽出一個可以在統計學上代表整體人民的參與者群體，邀請他們出席諮詢/民調/商討活動。第二步，參與活動前先做一次調查，看他們對將要討論的主題有何看法。第三步，向參與者們提供與主題相關的資料，並在活動開始時找來正反兩面意見的專家跟持份者 (stakeholder)，簡單介紹和辯論主題，及讓參與者們發問。第四步，分成小組讓參與者們自己討論。最後第五步，作總結和再作一次意見調查。簡單來說是一個比較嚴謹的焦點小組 (focus group)。
為什麼商討式民主要搞這麼複雜呢？這是要平衡多種考量。
代議民主無法確保代表們在當選後仍然真的代表民眾，直接民主全民參與又太麻煩，抽樣參加就能找出一批真的能夠代表性一般人意見的參與者了。但如果純粹是抽一批人來問意見，那其實跟一般民調差不多，又嫌太粗疏。畢竟未必每個參與者平常都會留意新聞，而即使有留意，單是聽政客或傳媒的片面之詞，一個 soundbite 或頭條標題就下判斷，亦不會夠全面。加入討論和介紹，是要確保參與者對主題有一定認識後才下決定。
這個討論是商討式民主的重中之重，因為傳統的兩種民主，無論是直接民主還是代議民主，都只是考慮人民代表性的問題，沒有考慮人民對議題認識深淺的問題，而這正容易做成人民單憑感覺下決定或被個別口才好的政客 (煽動者) 擺佈。當然，邀請甚麼講者出席商討日，確保討論的質素，就成為很重要的一步了。
前後各作一次民調，則是用來評估做完活動後，民眾是否對主題加深了解，和有沒有因而改變立場。當然最後一次民調的結果，之後也能對決策者起到參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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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耀廷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香港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之一 |
現在「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說要搞，我覺得是件好事，因為這能引入一些新做法，增闊港人眼光，明白民主不是只有香港人夢想中的所謂「普選」一種做法。
問題在實行。
現在佔中說要找600人參加首場商討日，但600人要怎麼個商討法呢？平日公司開會有二三十人，都已經沒辦法人人都有意義地參與了，何況600人？除非你搞個三日三夜，否則大部份人都沒機會發言吧？(當然其實也不需要600人都發言，畢竟總會有一堆意見是重覆的。) 現在佔中說要分開40個小組，每組15人來討論，最後再來總結，還叫可以想像是怎麼進行。但佔中的最終目標是要有1萬人參加，而且這1萬人也會來搞的商討日。1萬人，我當分50人一組，也要分200組，你是有甚麼大能可以控制這樣的場面？1萬人的商討，怎樣可以確保商討內容的質素？我是很質疑他們要如何在實際層面上操作這個商討日。
還有，這600人中大部份都是佔中行動參加者或支持者，只有100人是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隨機抽樣出來的，這表示這次商討日商討出來的結果一定是有傾向性的，並非絕對中立，違反了商討式民主的原意。我也見到有評論員說，干脆叫「決志日」好過，因為這雖然有商討，卻根本不是西方學者口中的那種商討日。
最後，搞這個商討日的目標到底是甚麼呢？我明白這樣做可以提高整個佔中行動的合理性和內部民主性，因為它有好好諮詢參與者的意見。但每次行動前都搞商討和公投，效率和行動力會不會低了一點？雖說現在是佔中發起人口中的所謂「醞釀期」，如果形勢有突發性轉變那怎麼辦？
整體來說，佔中的宣傳力度仍然不強，主要就是那幾個人在幾個傳媒固定地發表內容差不多的文章 (也有幾個傳媒固定地在炮轟和抹黑佔中)，真正在注意事態的仍只是少部份本身就熱中於政治話題的人。不是說書生論政一定會以失敗收場，但佔中發起人暫時給我的感覺，仍然是高談闊論多於實際操作一場大型社會運動，還有跟中共搞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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