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的文章我提出香港的政制應該是有利協商主義 consociationalism 的. 為什麼呢? 如果單從政制安排上看, 我們應該預期香港政治環境是這樣的: 一, 地區直選是採用比例代表制, 表示議會內的政黨數目偏高, 單一政黨無法獨自取得過半數議席. 二; 功能選舉分成廿多個界別, 代表了很多不同的社會階層, 也多了一堆獨立議員; 三, 行政立法被強行分開, 加上相當獨立的司法, 明顯出現三權分立的情況, 而這應該有助形成不同機構間的良性競爭. 這三個我提出的推論, 其實頗為合理 (至少我覺得啦), 但實際情況以高考中化的講法來說頂多是"部份正確". 接下來再看看為何上述三個推論並未完全成立.
一, 地區直選是採用比例代表制, 表示議會內的政黨數目偏高, 單一政黨無法獨自取得過半數議席. 單以表象來說, 其實這個推論是成立的. 但我們都知道香港的政黨其實需要"靠邊站"分成兩派: 親中建制派和泛民主派. 雖然兩派內部各自都有一定的競爭存在 (過去幾年泛民內鬥尤其明顯), 但整體來說兩派之間的鴻溝卻不可能平伏, 而這個分化在大部份市民間也成立, 所以真正跨黨派的協商主義並沒出現. 這個鴻溝有沒有可能被克服呢? 並不是完全沒可能, 像政改方案也通過了. 但整體上我還是要套溫總那句話: 矛盾是深層次的. 去年所通過的政改方案, 其實如果我們看細節, 根本不會改善到這個分裂, 因為改動的議席數目其實不可能令現時兩派間的勢力範圍改變.
二; 功能選舉分成廿多個界別, 代表了很多不同的社會階層, 也多了一堆獨立議員. 可能有些讀者會不太明白這點. 先提出令一個概念: Corporatism 社團主義 (其實我不太明白為什麼會這樣譯法). 社團主義是指透過正式的政治架構將社會各界也邀請入決策過程之中. 例如政府可以成立一些咨詢委員會讓商家, 工會和社福團體參加, 甚至給予這些委員會多過純粹咨詢的角色, 讓得出來的政策更貼近社會現況. 有些人把社團主義跟法西斯主義掛勾, 因為墨索里尼就真的成立了很多這些委員會並"邀請"各界社團加入. 但別忘了法西斯是專制統治, 這些委員會到底是真正有決策能力, 還是像中共那樣只是掛名的統戰辦法, 是很值得商榷. (如果墨索里尼是社團主義, 那中共某程度上也是) 現代的社團主義主要是應用在西歐國家如瑞典, 奧地利等政府跟社會各界有著緊密合作關係的民主國家.
功能組別的表面意義也是如此: 透過給予不同界別議會議席, 讓政府跟社會有著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問題是, 現行的功能組別的實際意義並不在此: 現在我們看到的功能組別根本就是官商勾結. 大部份的界別都是屬於商界, 而且所代表的很多時候都是公司老闆 (還有"公司票"這種荒謬的東西), 即使將他們加起來所代表的社會人士也還是很少. 僱員, 工會, 社福界, 少數族裔和邊緣界別, 一般市民等的代表非常少. 劃分界別的基準也是從來都不明朗. 商界和工業界為何要分為(一)(二)兩個議席? 金融界, 金融服務界, 保險界, 會計界給我的感覺也是"商界"兩個字可以全部代表. 那為何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又不分拆為四個界別? 鄉議局界又是怎麼一回事? 原居民是有特權? 如果依少數族裔分, 那是不是應該也有歐美裔界, 南亞裔界, 甚至菲律賓裔界和印尼裔界? (給予少數種族議席其實蠻多國家都有在做的) 要不要順便弄個海外僑胞界? (以前台灣有這一招喔) 還有新移民界? 婦女界? 退休人士界? 公務員界? 學生界? 同性戀者界? 雷曼苦主界? 崇日_界? 有一次中共有官員不小心給了"貼士": 因為功能界別貢獻N% GDP 所以有議席. 那我想李超人, 四叔, 郭家, 彤叔, 大劉等每人都直接給一個議席好了; 我猜他們每人各自的旗下公司的 GDP 應該比甚麼漁農界, 教育界, 社福界都要高. 總之, 這種偏頗的功能組別根本不可能製造協商主義或社團主義. (除非你將 Corporatism 當成在講 Corporation-ism 大公司主義? 那倒反而是很貼切了.)
三, 行政立法被強行分開, 加上相當獨立的司法, 明顯出現三權分立的情況, 而這應該有助形成不同機構間的良性競爭. 可是, 大家都知道, 中共一直都聲稱現在是在搞"行政主導", 儘管我也解釋過所謂"行政主導"根本不應該存在. 最近幾年又有些中共官員 (如習總) 提出"三權合作", 但我猜他是想講"三權河蟹"就差不多. (萬一有人聽不懂這個爛 gag: "合"和"河"國語同音) 反正政府一直都將議會中的親中建制派的支持視為理所當然, 擺出一副自以為是"行政主導"的姿態就是了. 也就是上一次文章也提到過, 與協商主義相對的多數主義 majoritarianism. 雖然政府跟親中建制派之間可能有時候也需要協商, 但由於他們對反對派的態度, 明顯不能稱之為協商主義. 連甚麼"親疏有別" "民望如浮雲"的廢話也講得出來, 又怎麼可能是協商主義呢?
明天起去旅行, 更新將比現在更慢, 請多多包含.
2011年3月30日
2011年3月29日
法國和德國地方選舉.
稍為講講法國和德國的最新地方選舉.
法國方面, 之前有文章提到過"小勒龐"和其所屬的"國民陣線"人氣急升, 以及總統薩爾科齊遭到國民陣線和主要反對派社會黨左右夾擊. 這反映在今次的地方選舉上.
French canton election 2011
Party / vote%(2nd) / total seats (1st+2nd) << 法國的地方選舉也是採用兩輪投票制
Total Left 49.90% 1169
Socialist (PS) 35.75% 808
Communist (PCF) 4.88% 114
Ecologists (VEC) 2.77% 27
Radical Left (PRG) 1.53% 51
Other Leftists 5.03% 169
Total Right 35.87% 731
Sarkozy's UMP 20.24% 356
New Centre (NC) 3.64% 76
Other Rightists 11.96 299
Non-aligned
Le Pen's FN 11.73% 2
Others 2.5% 50
正如我上次說到的, 由於第二輪投票時一般都變成左右兩派的動員戰鬥, 跟兩派都不合作的 FN 很難勝出, 所以即使有 11% 的票卻反而只有 2 席. 儘管如此, 這卻是 FN 首次在地方選舉中獲得任何議席, 所以可說是 FN 跟小勒龐的重大突破. 而 11% 票雖然聽起來不多, 但考慮到 FN 大概只有很少成員成功晉身第二輪投票, 這個數字其實相當可觀. 在 08 年的上屆地方選舉中, FN 在第二輪投票中更只有不足 1% 的選票.
左派方面, 其實得票並不比上屆優勝, 但由於右派的得票下跌了, 成功擴大優勢. PS 黨總書記 Martine Aubry 參選總統的呼聲更高. 而薩爾科齊的 UMP 得票較上屆再跌 5%, 跌至 20% 左右, 作為一個執政黨而言情況可說是相當不妙. 儘管他攻打利比亞的決定獲得各界支持, 這似乎不太能幫助挽回他在國內的劣勢.
至於德國, 在 "從國內形勢分析各國對利比亞取態" 一文中我有提到過默克爾因為忙於應付國內政事而不能再廢神去管利比亞, 而這次地方選舉的確把她搞得疲於奔命. 今次進行選舉的是巴登‧符騰堡州 (Baden-Wurttemburg). 巴符州在德國南部, 跟旁邊的巴伐利亞州 (Bavaria) 都是天主教地區, 傳統上是默克爾的基民黨 (CDU+CSU) 的支持區. CDU對巴符州政府的控制權從二戰結束後幾乎就沒中斷過, 今次是 1953 年以來的首次落敗. 選舉結果如下:
Party / vote% / total seats
CDU 39% 60
Greens 24.2% 36
SPD 23.1% 35
FDP 5.3% 7
Left 2.8% 0
Pirate 2.1 0
Others 3.5% 0
CDU 由於跟 FDP 的右派聯盟由於議席不夠而被拉下台. 現在相信 Greens+SPD 的左派聯盟將會成立新政府. 其實 CDU 本身仍是最大黨, 但對比以往已經是算表現差的了. 值得留意的是 Greens 成了第二大黨, 跟 SPD 組成執政聯盟的話將會成為主要合作者 (SPD 因議席較少在理論上來說是次要合作者), 這將是德國史上的第一次. 綠黨的票數本身可是較上屆多了一倍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要拜日本地震和核危機所賜.
在 "政府與傳媒與民意與民主化" 一文中 (請別介意我不斷扮先知先覺/預言_, 反正所謂的"才子"們都喜歡這樣不是嗎) 就有提到 "核電廠危機也波及到德國的默克爾政府, 因為德國現時正為國內核電廠的開發問題展開很大爭論". 總之情況就是, 德國人本來就很重視環保, 該國綠黨的勢力也很強 (相對其他國家的綠黨), 特別是反核能一向都是他們的強項. 日本核危機爆發後, 驚動了愛環保的德國人, 參加綠黨反核能活動的人一下子暴增, 震撼了整個德國政界. 默克爾立即宣佈她會重新審視政府核能政策 (她先前一直都是傾向支持的), 但這畢竟離選舉只有很短時間, 反對派都批評她這樣是騙選票的行為. 現在選舉結果似乎也顯示她這麼做並沒有幫到她的政黨. 默克爾政府在巴符州另一項不得民心的政策是, 他們打算在州首府斯圖加特 Stuttgart 市中心重整交通設施, 但這樣做肯定會破壞該處的城鎮風貌, 引來了當地人的激烈反對.
不過今次對默克爾的打擊有多大, 還有會否影響到下次的全國選舉, 則還未清楚. 因為德國各州之間的地方政治跟全國(聯邦)層面政治的關係其實頗為有限.
法國方面, 之前有文章提到過"小勒龐"和其所屬的"國民陣線"人氣急升, 以及總統薩爾科齊遭到國民陣線和主要反對派社會黨左右夾擊. 這反映在今次的地方選舉上.
French canton election 2011
Party / vote%(2nd) / total seats (1st+2nd) << 法國的地方選舉也是採用兩輪投票制
Total Left 49.90% 1169
Socialist (PS) 35.75% 808
Communist (PCF) 4.88% 114
Ecologists (VEC) 2.77% 27
Radical Left (PRG) 1.53% 51
Other Leftists 5.03% 169
Total Right 35.87% 731
Sarkozy's UMP 20.24% 356
New Centre (NC) 3.64% 76
Other Rightists 11.96 299
Non-aligned
Le Pen's FN 11.73% 2
Others 2.5% 50
正如我上次說到的, 由於第二輪投票時一般都變成左右兩派的動員戰鬥, 跟兩派都不合作的 FN 很難勝出, 所以即使有 11% 的票卻反而只有 2 席. 儘管如此, 這卻是 FN 首次在地方選舉中獲得任何議席, 所以可說是 FN 跟小勒龐的重大突破. 而 11% 票雖然聽起來不多, 但考慮到 FN 大概只有很少成員成功晉身第二輪投票, 這個數字其實相當可觀. 在 08 年的上屆地方選舉中, FN 在第二輪投票中更只有不足 1% 的選票.
左派方面, 其實得票並不比上屆優勝, 但由於右派的得票下跌了, 成功擴大優勢. PS 黨總書記 Martine Aubry 參選總統的呼聲更高. 而薩爾科齊的 UMP 得票較上屆再跌 5%, 跌至 20% 左右, 作為一個執政黨而言情況可說是相當不妙. 儘管他攻打利比亞的決定獲得各界支持, 這似乎不太能幫助挽回他在國內的劣勢.
至於德國, 在 "從國內形勢分析各國對利比亞取態" 一文中我有提到過默克爾因為忙於應付國內政事而不能再廢神去管利比亞, 而這次地方選舉的確把她搞得疲於奔命. 今次進行選舉的是巴登‧符騰堡州 (Baden-Wurttemburg). 巴符州在德國南部, 跟旁邊的巴伐利亞州 (Bavaria) 都是天主教地區, 傳統上是默克爾的基民黨 (CDU+CSU) 的支持區. CDU對巴符州政府的控制權從二戰結束後幾乎就沒中斷過, 今次是 1953 年以來的首次落敗. 選舉結果如下:
Party / vote% / total seats
CDU 39% 60
Greens 24.2% 36
SPD 23.1% 35
FDP 5.3% 7
Left 2.8% 0
Pirate 2.1 0
Others 3.5% 0
CDU 由於跟 FDP 的右派聯盟由於議席不夠而被拉下台. 現在相信 Greens+SPD 的左派聯盟將會成立新政府. 其實 CDU 本身仍是最大黨, 但對比以往已經是算表現差的了. 值得留意的是 Greens 成了第二大黨, 跟 SPD 組成執政聯盟的話將會成為主要合作者 (SPD 因議席較少在理論上來說是次要合作者), 這將是德國史上的第一次. 綠黨的票數本身可是較上屆多了一倍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要拜日本地震和核危機所賜.
在 "政府與傳媒與民意與民主化" 一文中 (請別介意我不斷扮先知先覺/預言_, 反正所謂的"才子"們都喜歡這樣不是嗎) 就有提到 "核電廠危機也波及到德國的默克爾政府, 因為德國現時正為國內核電廠的開發問題展開很大爭論". 總之情況就是, 德國人本來就很重視環保, 該國綠黨的勢力也很強 (相對其他國家的綠黨), 特別是反核能一向都是他們的強項. 日本核危機爆發後, 驚動了愛環保的德國人, 參加綠黨反核能活動的人一下子暴增, 震撼了整個德國政界. 默克爾立即宣佈她會重新審視政府核能政策 (她先前一直都是傾向支持的), 但這畢竟離選舉只有很短時間, 反對派都批評她這樣是騙選票的行為. 現在選舉結果似乎也顯示她這麼做並沒有幫到她的政黨. 默克爾政府在巴符州另一項不得民心的政策是, 他們打算在州首府斯圖加特 Stuttgart 市中心重整交通設施, 但這樣做肯定會破壞該處的城鎮風貌, 引來了當地人的激烈反對.
不過今次對默克爾的打擊有多大, 還有會否影響到下次的全國選舉, 則還未清楚. 因為德國各州之間的地方政治跟全國(聯邦)層面政治的關係其實頗為有限.
2011年3月28日
執政聯盟的分類
上一篇文章講到執政聯盟概念對理解政治的重要性, 今次再深入一點講講不同種類執政聯盟跟不同種類政治文化的關連.
執政聯盟, 上次都提過了, 一般來說就是國會沒有單一政黨能過半的情況下需要多個黨派共同組織政府的情況. 可是"國會沒有政黨過半"跟"多個黨派聯合"並不是必然關係; 我們有所謂的"少數政府" minority gov't/coalition 這一回事. 而相對地, 是不是"多個黨派聯合"就一定是因為"沒有政黨過半"呢? 依然是沒有必然關係; 我們有時候也會看到即使已經有政黨過半了, 多數派仍會邀請少數派加入執政聯盟的情況. 在這裡我們就要分清楚: 即使是"多數政府"也會有幾種. 一, 是單一政黨的多數政府, 這是最容易理解的狀況. 二和三分別是"最少多數聯盟" minimum-sized coalition 和"過大多數聯盟" oversized coalition. 雖然兩者都是多數聯盟, 但組成他們的背後因素可以是相差很遠.
"最少多數聯盟"指的是該組成該聯盟的政黨數和相應國會議席剛剛好夠過半, 成員"一個都不能少"的情況. 例如現時英國 Con-LD 的聯盟, 就是兩個黨加起來可以過半, 兩者之間缺一不可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看下表: 要取得過半數 326 個議席, 在數字上來說 Con-LD 的聯合是最容易達成的. (即使Lab+LD 還是未夠數.)
UK general election 2010
Con 306
Lab 258
LD 57
DUP (NI) 8
SNP 6
SF (NI) 5
PC 3
SDLP (NI) 3
Others 4
Total 650
又例如德國現時的聯盟也是"一個都不能少"; CDU+CSU+FDP 缺少任何一個都不能達到國會過半數即 312 席.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2009
CDU+CSU 194+45
SDP 146
FDP 93
Left 76
Greens 68
Total 622
至於"過大多數聯盟", 就是指聯盟的政黨數和相應國會議席遠超過只是過半的需要, 即使少了一個成員也依然可以維持下去的情況. 之前的"女權強國"提到過的芬蘭正是如此.
Finnish parliament election 2007
Centre 51
National 50
SocDem 45
Left 17
Green 15
Swedes 9
ChristDem 7
TrueFinns 5
Aland 1
Total 200
數字來上說, 大家可以很直接的看到 Centre+NCP 就有 51+50=101 席剛剛好過半數了. 但事實最終出現的執政聯盟卻是 Centre+NCP+Greens+Swedes = 51+50+15+9 = 125 席. 即使較小的 Greesn 或 Swedes 其中一個退出了, 聯盟依然有過半數能繼續運作, 甚至數字上來說兩者同時退出單靠 Centre+NCP 也依然可以勉強運作 (雖然只要有1個議員倒戈就可以令聯盟失敗.)
另一個更有名的例子是瑞士. 瑞士內閣 (聯邦委員會) 共有七名成員(部長), 而在 2007 年的大選之後共有 4 個政黨有成員獲選入內閣, 即產生了一個四黨執政聯盟. 當時該四個政黨是 SVP+SP+FDP+CVP, 而該次大選結果如下:
Swiss Federal Election 2007
SVP 62
SP 43
FDP 31
CVP 31
Green 20
Others 13
Total 200
可以看到該四個黨加起來共有 167/200 個議席, 遠超過單純的過半數. 而跟上述的芬蘭一樣, 即使其中一個政黨退出了, 剩下的聯盟成員依然會有過半數. 而且更令人驚訝(?)的是瑞士這種"過大多數聯盟"的政治環境其實已經持續了超過半個世紀, 即從 1950 年代左右開始, 瑞士政府一直都是由這四個黨的"過大多數聯盟"所組成.
為何會出現這種超級聯盟呢? 照理來說, 如果我們用像 game theory 那樣的做法去想, 即政客跟政黨們都是理性的, 想擴充自己的權力和影響力的, 那我們不應該看到這種超級聯盟, 因為這樣做只會分薄自己的利益. 我們應該而只看到最少聯盟, 甚至少數政府? 有多種因素去解釋為什麼會出現這些聯盟分類和他們怎麼維持下去, 但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兩種方面的解釋.
政治制度為什麼會協助超級聯盟出現呢? 我們可以用回瑞士做例子. 瑞士的七人內閣並不是先委任一名"首相/總理"再由他去組閣, 而是透過七次選舉將七人分別選出來的. 這七人之間也並沒有高下之分, 他們基本上是同級的, 而內閣首腦=兼任瑞士總統也是由七人輪流擔任 (瑞士總統一屆的任期只有一年), 但即使是總統也只是多了簽名, 主持會議和見外國政要等工作, 權力並不比其餘六人大. 還有一點, 就是瑞士是個聯邦制國家, 不同州政府和語言區域等等都各自有很大權力. 整體來說, 瑞士這種制度確保了權力是分散在多個不同人和階級手上的, 而不是集中的, 因此政黨間也比較傾向合作而非對立.
至於"政治文化"的解釋, 針對此項有學者就提出了兩種政治文化: 多數主義 majoritarianism 和協商主義 consociationalism. 多數主義的意思是政客和政府只是在玩數字遊戲, 認為自家勢力佔多數 (例如議席過半) 就可以為所欲為, 不用理其他少數派系的意見. 而協商主義則是政客和政府不只是尋求數字上的勝利, 而是希望整個社會和諧, 不同派系都能得益, 所以即使自身勢力已經佔多數仍會跟少數派協商. 跟文章上半部作連結的話, "最少多數聯盟"是偏向多數主義, 而"過大多數聯盟"是偏向協商主義. 另外有趣的是, 提出這個意見的學者本人是認為少數政府也是偏向協商主義, 因為上一篇文章也講過, 少數政府要維持運作就需要不斷跟其他政黨協商, 所以實際上是很高難度的一種做法. 整體來說,
當然有時候也會受到特殊事件影響. 例如二戰期間英國保守黨本身已經有議會多數, 但為了團結全國進行抗戰, 邀請了工黨加入組成"超級聯盟". 又或是有些國家剛剛內戰結束, 作為停戰的條件不同派別要合作組成新政府等等.
還有, 雖然我在這裡將"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兩種解釋分開了, 但兩者之間其實並沒衝突, 甚至有可能相輔相乘. 例如瑞士的制度固然是有影響, 但當地的多元文化本身也可能影響了政治文化和協商主義的產生.
那講完這些政治學術語又怎樣呢? 我們可以試圖將他們投放到香港上. 香港的制度本身應該是有利協商主義的: 政府跟立法會被分割, 而且立法會內政黨數目也多. 但實際上我們看到政府對反對派的態度很多時候都是多數主義的: 甚麼"民望如浮雲", "親疏有別", 自稱沒有"深層次矛盾"等等. 為什麼會這樣呢? (預定) 下次再講講.
(希望今次不會再走數 sosad)
執政聯盟, 上次都提過了, 一般來說就是國會沒有單一政黨能過半的情況下需要多個黨派共同組織政府的情況. 可是"國會沒有政黨過半"跟"多個黨派聯合"並不是必然關係; 我們有所謂的"少數政府" minority gov't/coalition 這一回事. 而相對地, 是不是"多個黨派聯合"就一定是因為"沒有政黨過半"呢? 依然是沒有必然關係; 我們有時候也會看到即使已經有政黨過半了, 多數派仍會邀請少數派加入執政聯盟的情況. 在這裡我們就要分清楚: 即使是"多數政府"也會有幾種. 一, 是單一政黨的多數政府, 這是最容易理解的狀況. 二和三分別是"最少多數聯盟" minimum-sized coalition 和"過大多數聯盟" oversized coalition. 雖然兩者都是多數聯盟, 但組成他們的背後因素可以是相差很遠.
"最少多數聯盟"指的是該組成該聯盟的政黨數和相應國會議席剛剛好夠過半, 成員"一個都不能少"的情況. 例如現時英國 Con-LD 的聯盟, 就是兩個黨加起來可以過半, 兩者之間缺一不可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看下表: 要取得過半數 326 個議席, 在數字上來說 Con-LD 的聯合是最容易達成的. (即使Lab+LD 還是未夠數.)
UK general election 2010
Con 306
Lab 258
LD 57
DUP (NI) 8
SNP 6
SF (NI) 5
PC 3
SDLP (NI) 3
Others 4
Total 650
又例如德國現時的聯盟也是"一個都不能少"; CDU+CSU+FDP 缺少任何一個都不能達到國會過半數即 312 席.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2009
CDU+CSU 194+45
SDP 146
FDP 93
Left 76
Greens 68
Total 622
至於"過大多數聯盟", 就是指聯盟的政黨數和相應國會議席遠超過只是過半的需要, 即使少了一個成員也依然可以維持下去的情況. 之前的"女權強國"提到過的芬蘭正是如此.
Finnish parliament election 2007
Centre 51
National 50
SocDem 45
Left 17
Green 15
Swedes 9
ChristDem 7
TrueFinns 5
Aland 1
Total 200
數字來上說, 大家可以很直接的看到 Centre+NCP 就有 51+50=101 席剛剛好過半數了. 但事實最終出現的執政聯盟卻是 Centre+NCP+Greens+Swedes = 51+50+15+9 = 125 席. 即使較小的 Greesn 或 Swedes 其中一個退出了, 聯盟依然有過半數能繼續運作, 甚至數字上來說兩者同時退出單靠 Centre+NCP 也依然可以勉強運作 (雖然只要有1個議員倒戈就可以令聯盟失敗.)
另一個更有名的例子是瑞士. 瑞士內閣 (聯邦委員會) 共有七名成員(部長), 而在 2007 年的大選之後共有 4 個政黨有成員獲選入內閣, 即產生了一個四黨執政聯盟. 當時該四個政黨是 SVP+SP+FDP+CVP, 而該次大選結果如下:
Swiss Federal Election 2007
SVP 62
SP 43
FDP 31
CVP 31
Green 20
Others 13
Total 200
可以看到該四個黨加起來共有 167/200 個議席, 遠超過單純的過半數. 而跟上述的芬蘭一樣, 即使其中一個政黨退出了, 剩下的聯盟成員依然會有過半數. 而且更令人驚訝(?)的是瑞士這種"過大多數聯盟"的政治環境其實已經持續了超過半個世紀, 即從 1950 年代左右開始, 瑞士政府一直都是由這四個黨的"過大多數聯盟"所組成.
為何會出現這種超級聯盟呢? 照理來說, 如果我們用像 game theory 那樣的做法去想, 即政客跟政黨們都是理性的, 想擴充自己的權力和影響力的, 那我們不應該看到這種超級聯盟, 因為這樣做只會分薄自己的利益. 我們應該而只看到最少聯盟, 甚至少數政府? 有多種因素去解釋為什麼會出現這些聯盟分類和他們怎麼維持下去, 但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兩種方面的解釋.
政治制度為什麼會協助超級聯盟出現呢? 我們可以用回瑞士做例子. 瑞士的七人內閣並不是先委任一名"首相/總理"再由他去組閣, 而是透過七次選舉將七人分別選出來的. 這七人之間也並沒有高下之分, 他們基本上是同級的, 而內閣首腦=兼任瑞士總統也是由七人輪流擔任 (瑞士總統一屆的任期只有一年), 但即使是總統也只是多了簽名, 主持會議和見外國政要等工作, 權力並不比其餘六人大. 還有一點, 就是瑞士是個聯邦制國家, 不同州政府和語言區域等等都各自有很大權力. 整體來說, 瑞士這種制度確保了權力是分散在多個不同人和階級手上的, 而不是集中的, 因此政黨間也比較傾向合作而非對立.
至於"政治文化"的解釋, 針對此項有學者就提出了兩種政治文化: 多數主義 majoritarianism 和協商主義 consociationalism. 多數主義的意思是政客和政府只是在玩數字遊戲, 認為自家勢力佔多數 (例如議席過半) 就可以為所欲為, 不用理其他少數派系的意見. 而協商主義則是政客和政府不只是尋求數字上的勝利, 而是希望整個社會和諧, 不同派系都能得益, 所以即使自身勢力已經佔多數仍會跟少數派協商. 跟文章上半部作連結的話, "最少多數聯盟"是偏向多數主義, 而"過大多數聯盟"是偏向協商主義. 另外有趣的是, 提出這個意見的學者本人是認為少數政府也是偏向協商主義, 因為上一篇文章也講過, 少數政府要維持運作就需要不斷跟其他政黨協商, 所以實際上是很高難度的一種做法. 整體來說,
當然有時候也會受到特殊事件影響. 例如二戰期間英國保守黨本身已經有議會多數, 但為了團結全國進行抗戰, 邀請了工黨加入組成"超級聯盟". 又或是有些國家剛剛內戰結束, 作為停戰的條件不同派別要合作組成新政府等等.
還有, 雖然我在這裡將"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兩種解釋分開了, 但兩者之間其實並沒衝突, 甚至有可能相輔相乘. 例如瑞士的制度固然是有影響, 但當地的多元文化本身也可能影響了政治文化和協商主義的產生.
那講完這些政治學術語又怎樣呢? 我們可以試圖將他們投放到香港上. 香港的制度本身應該是有利協商主義的: 政府跟立法會被分割, 而且立法會內政黨數目也多. 但實際上我們看到政府對反對派的態度很多時候都是多數主義的: 甚麼"民望如浮雲", "親疏有別", 自稱沒有"深層次矛盾"等等. 為什麼會這樣呢? (預定) 下次再講講.
(希望今次不會再走數 sosad)
2011年3月25日
執政聯盟
日本天災, 民主黨提出組成"全黨派聯盟"協助加快重建, 被自民黨拒絕. 香港臨時撥款意外被否決, 民建聯又提出拉攏民主黨入行政會議緩和行政立法關係, 被民主黨拒絕. 葡萄牙少數政府因預算案被否決而倒台. 加拿大保守黨的少數政府也面臨被推翻. 之前也寫過比利時大選後至今快十個月還未組成政府.
意大利的貝佬靠北方聯盟保住相位. 澳洲的吉拉德也靠幾個獨立議員支持保住相位. 荷蘭是自民-基民聯合少數政府. 英國保守-自民聯合政府提出新預算案勉強補救民望. 本人成功預測愛爾蘭大選後由FG-Lab組成新政府......
這兩段好像沒重點的開場是要講甚麼呢? 那就是, 要理解政治, 就很難避開"執政聯盟"這一個概念. "執政聯盟"的基本是甚麼? 那是指在民主體制下, 由於政事要以投票方式決定, 政府也需要足夠票數支持才能運作, 所以往往要組成"聯盟"以確保有足夠票數支持"執政". 具體來說, 這通常發生在多黨制國家, 特別是議會內沒有單一政黨擁有多數議席的情況下.
關於"執政聯盟"的研究一般都將重點放在解釋為何某些政黨接受或拒絕跟其他政黨組成聯盟. 可是"執政聯盟"的概念本身並不只限於研究政黨之間的關係. 例如香港現時制度下, 政府是由無黨派人士組成, 所以在議會中注定沒有任何議席, 但這不代表政府不能拉攏在議會擁有議席的政黨來組織"執政聯盟". 而在美國, 2008~10 年期間民主黨同時控制總統職位跟國會多數議席, 按理來說我們應該不用考慮"執政聯盟"的事; 但我們仍然看到政府議案有時候會被否決而令政府需要針對性地拉攏個別議員去組成"執政聯盟". 這是因為美國的政黨向心力不強, 很多議員雖然表面上入了黨但實際行動卻跟黨主流不同,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要考慮黨內層面的"執政聯盟". 同理, 即使是在非民主的中國, 我們也可以用"執政聯盟"的概念去理解中共內部的鬥爭. 事實上中共的"統戰"一詞某程度上也跟"執政聯盟"的概念有重疊: 政府需要拉攏不同階層的人的支持.
接下來, 我們再看"執政聯盟"的研究重點: 為何某些政黨接受或拒絕跟其他政黨組成聯盟. 一般來說這種研究跟 game theory 有關. 學者先假設政黨們腦中有著某些目標要實踐, 然後在跟其他政黨就是否組成"執政聯盟"進行談判時盡量將條件變得對自己的目標有利. 如果 benefit>cost, 那就可以組成"執政聯盟"; 相反亦然. 這些目標是甚麼呢? 可以是對政策的決定權, 公職的分配權, 下屆選舉的考慮......等等. 而由於我們現在強調的是執政的"聯盟", 即有多於一個政黨參加, 這些目標一定會跟其他政黨的有相沖而被分薄. 加入執政聯盟的最大 cost 就是你要既要承擔執政的責任, 卻不能獨享所有利益.
例如英國自民黨. 他跟保守黨組成執政聯盟, 對政策的決定權至少會比在野時大, 而且黨領導們也能擔任政府職位 (最高的當然是黨魁克萊格的副首相職位). 但相對來說, 由於他們的影響力和談判能力比盟友保守黨小, 最終得出來的政策也一定會較偏向保守黨的立場而非自民黨的, 所以自民黨領導們就要花更大力氣去向基層支持者解釋為何會變成這樣. (如教育經費問題) 同時, 如果政府表現得好自民黨會分到一點掌聲, 但表現差的話則會令這個本來就處於弱勢的黨更不妙. (就是現在的情形) 所以組成執政聯盟的風險和考慮要比單一政黨執政更細緻.
又例如日本自民黨跟香港民主黨. 他們雖然被邀請加入政府, 但也要考慮同類因素. 他們本來的立場跟政府南轅北轍, 要怎麼向支持者解釋他們加入政府的決定? 即使加入了, 他們能分得多少對決策的影響力? 如果政府表現好, 他們能贏得多少掌聲? 如果政府表現得差, 他們會怎樣被選民"插"? 日本現在國難當前, 如果自民黨肯合作至少還可以打"愛國牌". 但綜觀這些因素, 香港的民主黨卻幾乎不可能加入, 畢竟現在加入政府跟叫自己叫人來"插"自己根本沒分別.
而除了上述的加入不加入"執政聯盟"外, 還有很多其他有趣的延伸. 一, 是如何維持"執政聯盟". 即使成立了一個"執政聯盟", 也不代表內部就再沒有分歧, 也不代表就一定能維持到下一次選舉. 愛爾蘭政府的倒台是源於執政聯盟的分裂, 即本來支持FF的綠黨忽然宣佈退出. 所以其實"執政聯盟"是一個步驟不斷重複的過程; 每次有新的重大議案提出, 政黨們就需要重新談判, 甚至有機會翻盤. 又例如香港人一般都將"建制派"視為政府的橡皮圖章, 但申亞失敗和今次派錢風波都顯示"建制派"議員們並不一定要事事都無條件支持政府.
另一個有趣的延伸是所謂的"少數政府". 少數政府指的是政府在議會中沒有確保過半數支持下運作的情況. 開頭都說過了, 照理來說政府應該要確保議會內有多數支持才能運作, 為何會有政府是少數派的呢? 這通常是因為雖然執政黨沒法確保過半數, 其他政黨也沒辦法組成更佳的選擇, 所以唯有讓少數政府繼續運作. 現時加拿大就是這樣: 保守黨只有 46% 議席, 差一點才能過半, 但其他政黨之間--自由25%, 魁北克16%, 民主12%--無法同意組成聯盟, 所以唯有讓議席最多的保守黨成立少數政府. 少數政府不夠票, 那要怎麼運作呢? 通常是要在提出議案前先向各政黨"收風", 明白怎樣的議案有可能獲得至少一個政黨支持, 讓方案可以夠票通過. 跟上面一段相同, 這顯示了要維持少數政府就需要不斷重複地跟其他政黨談判, 其實是個最高難度的境界.
從關於"執政聯盟"的討論當中, 我們可以明白: 一,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 因為無論政黨間還是政黨內, 民主還是專制, "執政聯盟"的概念都是可以應用的, 而各參與者間的談判和妥協是其關鍵; 還有二, "一個星期對政治來說是很長時間", 因為無論是何種形態的政府, 都需要不斷和盟友甚至敵人重複談判妥協, 而形勢的扭轉可以是轉眼間發生的. 很多香港人都認為政治是一盤死棋局很無聊, 但如果我們仔細看, 可以發現其實偶然還是會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突發事件的, 而能否正確地觀察這些突發改變, 就取決於我們能否明白政治的多變性.
p.s. 正在寫這篇文的時候, 加拿大少數政府因反對派的不信任動議而倒台了.
意大利的貝佬靠北方聯盟保住相位. 澳洲的吉拉德也靠幾個獨立議員支持保住相位. 荷蘭是自民-基民聯合少數政府. 英國保守-自民聯合政府提出新預算案勉強補救民望. 本人成功預測愛爾蘭大選後由FG-Lab組成新政府......
這兩段好像沒重點的開場是要講甚麼呢? 那就是, 要理解政治, 就很難避開"執政聯盟"這一個概念. "執政聯盟"的基本是甚麼? 那是指在民主體制下, 由於政事要以投票方式決定, 政府也需要足夠票數支持才能運作, 所以往往要組成"聯盟"以確保有足夠票數支持"執政". 具體來說, 這通常發生在多黨制國家, 特別是議會內沒有單一政黨擁有多數議席的情況下.
關於"執政聯盟"的研究一般都將重點放在解釋為何某些政黨接受或拒絕跟其他政黨組成聯盟. 可是"執政聯盟"的概念本身並不只限於研究政黨之間的關係. 例如香港現時制度下, 政府是由無黨派人士組成, 所以在議會中注定沒有任何議席, 但這不代表政府不能拉攏在議會擁有議席的政黨來組織"執政聯盟". 而在美國, 2008~10 年期間民主黨同時控制總統職位跟國會多數議席, 按理來說我們應該不用考慮"執政聯盟"的事; 但我們仍然看到政府議案有時候會被否決而令政府需要針對性地拉攏個別議員去組成"執政聯盟". 這是因為美國的政黨向心力不強, 很多議員雖然表面上入了黨但實際行動卻跟黨主流不同,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要考慮黨內層面的"執政聯盟". 同理, 即使是在非民主的中國, 我們也可以用"執政聯盟"的概念去理解中共內部的鬥爭. 事實上中共的"統戰"一詞某程度上也跟"執政聯盟"的概念有重疊: 政府需要拉攏不同階層的人的支持.
接下來, 我們再看"執政聯盟"的研究重點: 為何某些政黨接受或拒絕跟其他政黨組成聯盟. 一般來說這種研究跟 game theory 有關. 學者先假設政黨們腦中有著某些目標要實踐, 然後在跟其他政黨就是否組成"執政聯盟"進行談判時盡量將條件變得對自己的目標有利. 如果 benefit>cost, 那就可以組成"執政聯盟"; 相反亦然. 這些目標是甚麼呢? 可以是對政策的決定權, 公職的分配權, 下屆選舉的考慮......等等. 而由於我們現在強調的是執政的"聯盟", 即有多於一個政黨參加, 這些目標一定會跟其他政黨的有相沖而被分薄. 加入執政聯盟的最大 cost 就是你要既要承擔執政的責任, 卻不能獨享所有利益.
例如英國自民黨. 他跟保守黨組成執政聯盟, 對政策的決定權至少會比在野時大, 而且黨領導們也能擔任政府職位 (最高的當然是黨魁克萊格的副首相職位). 但相對來說, 由於他們的影響力和談判能力比盟友保守黨小, 最終得出來的政策也一定會較偏向保守黨的立場而非自民黨的, 所以自民黨領導們就要花更大力氣去向基層支持者解釋為何會變成這樣. (如教育經費問題) 同時, 如果政府表現得好自民黨會分到一點掌聲, 但表現差的話則會令這個本來就處於弱勢的黨更不妙. (就是現在的情形) 所以組成執政聯盟的風險和考慮要比單一政黨執政更細緻.
又例如日本自民黨跟香港民主黨. 他們雖然被邀請加入政府, 但也要考慮同類因素. 他們本來的立場跟政府南轅北轍, 要怎麼向支持者解釋他們加入政府的決定? 即使加入了, 他們能分得多少對決策的影響力? 如果政府表現好, 他們能贏得多少掌聲? 如果政府表現得差, 他們會怎樣被選民"插"? 日本現在國難當前, 如果自民黨肯合作至少還可以打"愛國牌". 但綜觀這些因素, 香港的民主黨卻幾乎不可能加入, 畢竟現在加入政府跟叫自己叫人來"插"自己根本沒分別.
而除了上述的加入不加入"執政聯盟"外, 還有很多其他有趣的延伸. 一, 是如何維持"執政聯盟". 即使成立了一個"執政聯盟", 也不代表內部就再沒有分歧, 也不代表就一定能維持到下一次選舉. 愛爾蘭政府的倒台是源於執政聯盟的分裂, 即本來支持FF的綠黨忽然宣佈退出. 所以其實"執政聯盟"是一個步驟不斷重複的過程; 每次有新的重大議案提出, 政黨們就需要重新談判, 甚至有機會翻盤. 又例如香港人一般都將"建制派"視為政府的橡皮圖章, 但申亞失敗和今次派錢風波都顯示"建制派"議員們並不一定要事事都無條件支持政府.
另一個有趣的延伸是所謂的"少數政府". 少數政府指的是政府在議會中沒有確保過半數支持下運作的情況. 開頭都說過了, 照理來說政府應該要確保議會內有多數支持才能運作, 為何會有政府是少數派的呢? 這通常是因為雖然執政黨沒法確保過半數, 其他政黨也沒辦法組成更佳的選擇, 所以唯有讓少數政府繼續運作. 現時加拿大就是這樣: 保守黨只有 46% 議席, 差一點才能過半, 但其他政黨之間--自由25%, 魁北克16%, 民主12%--無法同意組成聯盟, 所以唯有讓議席最多的保守黨成立少數政府. 少數政府不夠票, 那要怎麼運作呢? 通常是要在提出議案前先向各政黨"收風", 明白怎樣的議案有可能獲得至少一個政黨支持, 讓方案可以夠票通過. 跟上面一段相同, 這顯示了要維持少數政府就需要不斷重複地跟其他政黨談判, 其實是個最高難度的境界.
從關於"執政聯盟"的討論當中, 我們可以明白: 一,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 因為無論政黨間還是政黨內, 民主還是專制, "執政聯盟"的概念都是可以應用的, 而各參與者間的談判和妥協是其關鍵; 還有二, "一個星期對政治來說是很長時間", 因為無論是何種形態的政府, 都需要不斷和盟友甚至敵人重複談判妥協, 而形勢的扭轉可以是轉眼間發生的. 很多香港人都認為政治是一盤死棋局很無聊, 但如果我們仔細看, 可以發現其實偶然還是會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突發事件的, 而能否正確地觀察這些突發改變, 就取決於我們能否明白政治的多變性.
p.s. 正在寫這篇文的時候, 加拿大少數政府因反對派的不信任動議而倒台了.
2011年3月24日
全球化對民主的限制
之前都有講過, 如果我們將"民主"視為"權力歸於人民", 那無論當中有何種機制讓人民可以實施權力, 我們還是要先面對一個大前提--誰是"人民". 之前的文章在引用這個題目時是要回應關於國民身份和移民問題, 而這些狀況都是關於一個國家以內的政事. 今次的題目"民主與全球化", 則是延伸出去, 講講國外的狀況可以怎樣衝擊關於民主的理論.
先延伸上述的移民問題. 既然說了是移民, 那當然是跟國與國之間的問題有關, 因為移民在講的就是人們從一個國家移居到另一個國家的狀況嘛. (除非你將國內人口流動也稱為"移民") 移民怎樣影響國內民主, 之前約略談過一些, 在此就不再詳述了; 總之就是國民身份和連帶的政治權利的問題. 但其實除了以國內政策之外, 移民問題還可以循國外途徑解決: 只要查出哪些國家輸出這些移民, 把這個來源堵塞住就可以了嘛. 像美國就要堵住美墨邊境, 歐盟(主要是意大利, 西班牙, 馬爾他) 也要巡查南地中海一般. 可是循國外途徑解決正帶出了民主與全球化的一個重點: 民主越來越不是一個國家之內的事宜.
這有甚麼問題呢? 問題可大了. 因為民主的理想是人民可以左右其所在國家的政務嘛. 但如果其所在國家的政務是受外力所影響, 那人民對政務的影響力就會相對受到限制, 換句話說就是民主也間接地受到了限制. 移民可能並不是最明顯的例子, 講講另一個好了. 環保問題. 現代的環境問題越來越傾像大規模地爆發, 甚至還有全球性會受到影響的 (如氣候轉變). 要應付這些問題就一定要靠國際社會共同介入. 但由於現在我們只存在國內層面的民主體制而無國際層面的民主體制, 像環保這類國際問題往往會被各國各自的國內因素所蓋過. 最有名的當然是美國不願意執行京都議訂書中的環保守則, 因為這"不符合美國利益". 我們又可以用另一個角度看. 中國處在湄公河的上游而越南柬埔寨等在下游. 如果中國從上游污染了湄公河, 下游國家基本上是很難去制止中國的. 即使這些下游國家人民100%地以民主方式支持保持湄公河清潔, 由於中國在上游的污染, 這個民主決議實際上是執行不到. 這就是所謂的"外力限制民主".
接下來是一個更實際的例子, 也是令我會想寫這個主題的原因. 國際金融. 今天葡萄牙政府倒台了. 這是因為作為"歐豬五國"之一的它想要通過財政改革來避免金融惡化並受到外界干涉, 但在野黨卻反對改革, 令政府方案失敗, 政府本身也繼而倒台. 這樣演變下去, 葡萄牙很可能繼冰島, 希臘和愛爾蘭之後需要國際組織干涉. 而這些國家的共通點都是: 他們的人民根本不想國際組織干涉他們內政. 但由於國際金融環境的限制, 政府甚至整個國家要繼續運作就不得不接受外界的干涉. 明明自國人民都不想要, 卻被國際組織粗暴干涉內政, 這很明顯是違反民主原則, 也是全球化下"外力限制民主"的最佳例子. 除了這一波金融海嘯之外, 九十年代的東南亞, 前蘇聯, 南美洲等各地都有很多國家試過因為金融問題遭到國際組織干涉內政. 古代也有國家宣佈破產這回事 (如十八七世紀的西班牙), 但現在我們看到的頻率和規模絕對是史無前例的.
當然, 凡事也有例外. 如果只是說財政狀況糟糕的話, 美英日三國其實也不比"歐豬"好多少. 但古語有云: 弱國無外交. 講到尾全球化也是很現實的. 國際金融和相關組織被誰控制? 是誰的工具? 很多陰謀論出現, 而且不少似乎都有著一定說服力. 而如果你相信列寧所講"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那我們當然不得不提最大影響的一項全球化: 戰爭. 自從康德提出來之後, "民主和平論"得到過很多學者研究, 但還是很具爭議. 而其中一個研究焦點: 民主國家是否比較傾向和平, 似乎也越來越難證實. 阿富汗, 伊拉克, 利比亞等戰爭都是由民主國家策動. 按本文的分析角度就是某國A的人民將自身意願強加在他國人民身上, 對這些他國人民來說可以謂不民主矣. 當然, 詭異的是某國A說這麼做完全是為了這些他國人民的民主著想. 大家先別管自己對這三場仗的各自感覺, 只論這個論點本身是不是有點自相矛盾呢? 以不民主的方式推動民主? 大家自己想想罷.
但總的來說, 隨著全球化越來越全方位地影響我們的生活, 其對民主理論的衝擊也越來越明顯. 很多學者也提出過應該要有國際層面的民主出現, 但怎樣的機制才能平衡國內與國際的差距? 國與國之間的差距? 理論與實踐的差距? 這些都是很複雜的問題, 對讀者們來說可能遙遠了一點, 但無論如何, 儘管本身定義上並沒有這一個"點", 在現代要討論民主的話就一定要連國際因素也一拼考慮.
先延伸上述的移民問題. 既然說了是移民, 那當然是跟國與國之間的問題有關, 因為移民在講的就是人們從一個國家移居到另一個國家的狀況嘛. (除非你將國內人口流動也稱為"移民") 移民怎樣影響國內民主, 之前約略談過一些, 在此就不再詳述了; 總之就是國民身份和連帶的政治權利的問題. 但其實除了以國內政策之外, 移民問題還可以循國外途徑解決: 只要查出哪些國家輸出這些移民, 把這個來源堵塞住就可以了嘛. 像美國就要堵住美墨邊境, 歐盟(主要是意大利, 西班牙, 馬爾他) 也要巡查南地中海一般. 可是循國外途徑解決正帶出了民主與全球化的一個重點: 民主越來越不是一個國家之內的事宜.
這有甚麼問題呢? 問題可大了. 因為民主的理想是人民可以左右其所在國家的政務嘛. 但如果其所在國家的政務是受外力所影響, 那人民對政務的影響力就會相對受到限制, 換句話說就是民主也間接地受到了限制. 移民可能並不是最明顯的例子, 講講另一個好了. 環保問題. 現代的環境問題越來越傾像大規模地爆發, 甚至還有全球性會受到影響的 (如氣候轉變). 要應付這些問題就一定要靠國際社會共同介入. 但由於現在我們只存在國內層面的民主體制而無國際層面的民主體制, 像環保這類國際問題往往會被各國各自的國內因素所蓋過. 最有名的當然是美國不願意執行京都議訂書中的環保守則, 因為這"不符合美國利益". 我們又可以用另一個角度看. 中國處在湄公河的上游而越南柬埔寨等在下游. 如果中國從上游污染了湄公河, 下游國家基本上是很難去制止中國的. 即使這些下游國家人民100%地以民主方式支持保持湄公河清潔, 由於中國在上游的污染, 這個民主決議實際上是執行不到. 這就是所謂的"外力限制民主".
接下來是一個更實際的例子, 也是令我會想寫這個主題的原因. 國際金融. 今天葡萄牙政府倒台了. 這是因為作為"歐豬五國"之一的它想要通過財政改革來避免金融惡化並受到外界干涉, 但在野黨卻反對改革, 令政府方案失敗, 政府本身也繼而倒台. 這樣演變下去, 葡萄牙很可能繼冰島, 希臘和愛爾蘭之後需要國際組織干涉. 而這些國家的共通點都是: 他們的人民根本不想國際組織干涉他們內政. 但由於國際金融環境的限制, 政府甚至整個國家要繼續運作就不得不接受外界的干涉. 明明自國人民都不想要, 卻被國際組織粗暴干涉內政, 這很明顯是違反民主原則, 也是全球化下"外力限制民主"的最佳例子. 除了這一波金融海嘯之外, 九十年代的東南亞, 前蘇聯, 南美洲等各地都有很多國家試過因為金融問題遭到國際組織干涉內政. 古代也有國家宣佈破產這回事 (如十八七世紀的西班牙), 但現在我們看到的頻率和規模絕對是史無前例的.
當然, 凡事也有例外. 如果只是說財政狀況糟糕的話, 美英日三國其實也不比"歐豬"好多少. 但古語有云: 弱國無外交. 講到尾全球化也是很現實的. 國際金融和相關組織被誰控制? 是誰的工具? 很多陰謀論出現, 而且不少似乎都有著一定說服力. 而如果你相信列寧所講"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那我們當然不得不提最大影響的一項全球化: 戰爭. 自從康德提出來之後, "民主和平論"得到過很多學者研究, 但還是很具爭議. 而其中一個研究焦點: 民主國家是否比較傾向和平, 似乎也越來越難證實. 阿富汗, 伊拉克, 利比亞等戰爭都是由民主國家策動. 按本文的分析角度就是某國A的人民將自身意願強加在他國人民身上, 對這些他國人民來說可以謂不民主矣. 當然, 詭異的是某國A說這麼做完全是為了這些他國人民的民主著想. 大家先別管自己對這三場仗的各自感覺, 只論這個論點本身是不是有點自相矛盾呢? 以不民主的方式推動民主? 大家自己想想罷.
但總的來說, 隨著全球化越來越全方位地影響我們的生活, 其對民主理論的衝擊也越來越明顯. 很多學者也提出過應該要有國際層面的民主出現, 但怎樣的機制才能平衡國內與國際的差距? 國與國之間的差距? 理論與實踐的差距? 這些都是很複雜的問題, 對讀者們來說可能遙遠了一點, 但無論如何, 儘管本身定義上並沒有這一個"點", 在現代要討論民主的話就一定要連國際因素也一拼考慮.
2011年3月22日
循序漸進 vs 一步到位
一般傳媒都只會將焦點集中在一些"搶眼" eye-catching 的新聞上, 特別是具戲劇性的過程跟圖片的, 也因此像人民力量, 核危機等都容易成為新聞焦點. 可是這些新聞並不一定跟讀者有真正的切身關係; 中東民主固然跟一般市民生活相當遙遠, 但即使是日本的核危機, 對香港人的潛在危險也其實不大, 特別是當情況開始受控, 而非像傳媒所講是日本沉沒世界末日的時候. 但今次文章內容不是又大"彈"傳媒一番, 而是講一件對傳媒跟市民來說不太重要, 但對我這種政治學學生來說卻相當重要的事: 埃及公投.
考慮到可能有讀者沒留意到埃及正在進行公 投這件事, 稍為講解一下事件本身好了. 大家都知道上月埃及繼突尼西亞之後爆發了人民力量革命, 並且以穆巴拉克下台, 人民力量革命成功作為結局......至少對一般人的認知來說是這樣. 可是對埃及人跟學者來說, 革命其實尚未成功. 因為革命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穩定的民主政府, 但穆巴拉克下台並不代表這個目標已經達成; 我們還要看臨時政府如何建立新的體制, 而這個新體制有多民主, 還有這個民主體制運作起來時成不成功. 所以埃及人民雖然做到了最重要的一步--推翻獨裁者--但離完成整個民主革命仍有一段路要走. 今次的公投就是由臨時政府發起的修憲公投, 目的是要將舊體制中最反民主的部份刪除.
今次埃及公投有三個重要影響. 首先, 它是埃及多年來首次在公平公開的情況下進行的民主過程, 對 埃及人民來說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二, 這對其他正在民主化的中東國家也會有個示範作用. 三, 經修改後的憲法將會成為一個間接得到人民授權和認可的憲法, 對往後更深層的民主化有指標作用. 一和二毫無疑問是正面影響, 但第三點則比較有爭議性. 聽起來公投修憲應該是好事, 為什麼會有爭議? 反對的人又因何反對? 我們先看看支持者的意見.
支持者首先認同上述的第一點, 即今次是埃及多年來首次的真正民主投票, 應該加以支持. 他們還認為今次公投如果獲得通過, 將有助往後的民主化進程, 也有助政治環境早日趨向正常, 讓人們生活回復穩定. 當然, 他們也支持今次修改的內容.
反 對者也認同今次是難得的民主投票, 但並不因此就認為必須去支持. 他們認為今次修改的內容太少, 要求更全面地檢討整個憲法, 甚至是重新製作一套新憲法. 事實上, 現時的臨時政府是由軍方所組成, 而今次公投前的咨詢時間也很短, 反對者認為過程和內容不夠好也不是沒道理. 另外一點令反對者關注的是, 今次公投是獲得舊保守派 (前穆巴拉克支持者) 跟教派組織穆斯林兄弟會 Muslim Brotherhood 所支持; 而這兩派都很難稱的上是堅定支持民主的.
除了今次公投之外, 很快就會召開的新國會選舉也引來關注. 改革派的勢力仍未算很強, 而資源 ($) 更是缺乏. 這麼快就召開選舉, 擁有較多資源的舊保守派, 穆斯林兄弟會, 甚至軍方支持者都很明顯會有優勢. 這樣會不會令改革派難以勝出? 是很值得關注. (不過我之前也有文章說過學界有 "沒有民主派也能發展民主" Democracy without democrats 這個講法, 所以即使改革派未能立即獲勝, 新建立的民主體制也不一定就會被推翻, 只是改革步伐肯定會被拖慢.)
如 果把這個 case 硬扯回香港, 其實也有關連性. 我們大可以將上述的埃及各路勢力分為 "假民主派" "溫和民主派" 和 "激進民主派", 他們對民主進程的立場就是 "不變現狀" (status quo) "循序漸進" 與 "一步到位", 而我們看到的實際民主化步驟就是三者之間在不同階段 (stage) 下角力的結果. 是不是有點像香港的政改爭論? 其實任何針對民主化的研究都可以採用這種角色為主方式 actor-centred-approach, 特別是當我們在研究比較短線的過程時. 雖然 apply 落不同 case 的時候就有不同因素要考慮, 例如香港是沒有公投機制的 (儘管有些人自稱搞了個"變相公投"), 而"假民主派"背後其實是"阿爺"在發號司令等等.......但其基本邏輯是一樣的: 研究不同角色間的權力鬥爭. 人們爭取民主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考慮當時整體的政治環境, 採取適當的對策, 才能帶來最有效率的結果.
還有就是 "循序漸進" 還是 "一步到位" 比較好的問題. 可以做到一步到位固然是好事, 但上面都說過了, 我們要考慮實際環境做不做得到. "假民主派"的存在一般都會拖累到令"一步到位"不可能發生, 相對來說 "循序漸進" 方案獲得接受通過的機會高很多. "循序漸進" 雖然步伐較慢, 但社會有較多時間適應改變, 而且步伐慢也並不等於就是反民主. 而同時 "一步到位" 本身也不是沒有問題: 誰能知道哪個"終極"方案是最適合的呢? 即使是歐美民主國家, 他們當中的民主政制也是五花百門, 很難說有其中一個是最好的制度, 甚至他們大部份在國內都依然有關於政改的爭論. 某程度上來說, 所謂的"終極"方案跟"一步到位"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我個人是傾向"循序漸進"多於"一步到位"的.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仔細去看每個方案的內容和細節. 畢竟, 我也說過了, 實際的方案往往是政客間角力下的產物, 一般普羅大眾對這些方案的 input 通常是很小的. 我們無法提出我們自己想要的方案, 只能從政客們提出來的方案中去作選擇. 認清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如果看不清每人在政改過程中有著怎樣的角色, 就很容易會被環境所混淆而找不出適當的手段. 另外, 考慮到這一點, 對一般人而言在選舉中選出合適的政客去處理這些事項也就變得更重要了.
考慮到可能有讀者沒留意到埃及正在進行公 投這件事, 稍為講解一下事件本身好了. 大家都知道上月埃及繼突尼西亞之後爆發了人民力量革命, 並且以穆巴拉克下台, 人民力量革命成功作為結局......至少對一般人的認知來說是這樣. 可是對埃及人跟學者來說, 革命其實尚未成功. 因為革命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穩定的民主政府, 但穆巴拉克下台並不代表這個目標已經達成; 我們還要看臨時政府如何建立新的體制, 而這個新體制有多民主, 還有這個民主體制運作起來時成不成功. 所以埃及人民雖然做到了最重要的一步--推翻獨裁者--但離完成整個民主革命仍有一段路要走. 今次的公投就是由臨時政府發起的修憲公投, 目的是要將舊體制中最反民主的部份刪除.
今次埃及公投有三個重要影響. 首先, 它是埃及多年來首次在公平公開的情況下進行的民主過程, 對 埃及人民來說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二, 這對其他正在民主化的中東國家也會有個示範作用. 三, 經修改後的憲法將會成為一個間接得到人民授權和認可的憲法, 對往後更深層的民主化有指標作用. 一和二毫無疑問是正面影響, 但第三點則比較有爭議性. 聽起來公投修憲應該是好事, 為什麼會有爭議? 反對的人又因何反對? 我們先看看支持者的意見.
支持者首先認同上述的第一點, 即今次是埃及多年來首次的真正民主投票, 應該加以支持. 他們還認為今次公投如果獲得通過, 將有助往後的民主化進程, 也有助政治環境早日趨向正常, 讓人們生活回復穩定. 當然, 他們也支持今次修改的內容.
反 對者也認同今次是難得的民主投票, 但並不因此就認為必須去支持. 他們認為今次修改的內容太少, 要求更全面地檢討整個憲法, 甚至是重新製作一套新憲法. 事實上, 現時的臨時政府是由軍方所組成, 而今次公投前的咨詢時間也很短, 反對者認為過程和內容不夠好也不是沒道理. 另外一點令反對者關注的是, 今次公投是獲得舊保守派 (前穆巴拉克支持者) 跟教派組織穆斯林兄弟會 Muslim Brotherhood 所支持; 而這兩派都很難稱的上是堅定支持民主的.
除了今次公投之外, 很快就會召開的新國會選舉也引來關注. 改革派的勢力仍未算很強, 而資源 ($) 更是缺乏. 這麼快就召開選舉, 擁有較多資源的舊保守派, 穆斯林兄弟會, 甚至軍方支持者都很明顯會有優勢. 這樣會不會令改革派難以勝出? 是很值得關注. (不過我之前也有文章說過學界有 "沒有民主派也能發展民主" Democracy without democrats 這個講法, 所以即使改革派未能立即獲勝, 新建立的民主體制也不一定就會被推翻, 只是改革步伐肯定會被拖慢.)
如 果把這個 case 硬扯回香港, 其實也有關連性. 我們大可以將上述的埃及各路勢力分為 "假民主派" "溫和民主派" 和 "激進民主派", 他們對民主進程的立場就是 "不變現狀" (status quo) "循序漸進" 與 "一步到位", 而我們看到的實際民主化步驟就是三者之間在不同階段 (stage) 下角力的結果. 是不是有點像香港的政改爭論? 其實任何針對民主化的研究都可以採用這種角色為主方式 actor-centred-approach, 特別是當我們在研究比較短線的過程時. 雖然 apply 落不同 case 的時候就有不同因素要考慮, 例如香港是沒有公投機制的 (儘管有些人自稱搞了個"變相公投"), 而"假民主派"背後其實是"阿爺"在發號司令等等.......但其基本邏輯是一樣的: 研究不同角色間的權力鬥爭. 人們爭取民主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考慮當時整體的政治環境, 採取適當的對策, 才能帶來最有效率的結果.
還有就是 "循序漸進" 還是 "一步到位" 比較好的問題. 可以做到一步到位固然是好事, 但上面都說過了, 我們要考慮實際環境做不做得到. "假民主派"的存在一般都會拖累到令"一步到位"不可能發生, 相對來說 "循序漸進" 方案獲得接受通過的機會高很多. "循序漸進" 雖然步伐較慢, 但社會有較多時間適應改變, 而且步伐慢也並不等於就是反民主. 而同時 "一步到位" 本身也不是沒有問題: 誰能知道哪個"終極"方案是最適合的呢? 即使是歐美民主國家, 他們當中的民主政制也是五花百門, 很難說有其中一個是最好的制度, 甚至他們大部份在國內都依然有關於政改的爭論. 某程度上來說, 所謂的"終極"方案跟"一步到位"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我個人是傾向"循序漸進"多於"一步到位"的.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仔細去看每個方案的內容和細節. 畢竟, 我也說過了, 實際的方案往往是政客間角力下的產物, 一般普羅大眾對這些方案的 input 通常是很小的. 我們無法提出我們自己想要的方案, 只能從政客們提出來的方案中去作選擇. 認清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如果看不清每人在政改過程中有著怎樣的角色, 就很容易會被環境所混淆而找不出適當的手段. 另外, 考慮到這一點, 對一般人而言在選舉中選出合適的政客去處理這些事項也就變得更重要了.
2011年3月20日
從國內形勢分析各國對利比亞取態
很多針對國際外交的分析都將重點放在各國間的表面利益上 (這種取態稱為 realism), 但我們不可忘了很多時候國內政治形勢也會影響到外交政策. 今次就看看歐美各國對利比亞的取態怎樣跟他們的國內政治形勢有關.
美國: 奧巴馬現時已經因為阿富汗和伊拉克而搞到焦頭爛額, 民意普遍都對再打新一場仗不感興趣. 特別是再打仗又會增加政府開支, 而這一點在現時的美國可說是個禁忌話題. 所以奧巴馬政府一路在強調今次決定是依從聯合國的主流意見, 而且到目前為止也還未調動大量軍力前往地中海, 希望靠英法等其他盟友先出手可以減輕對美國自己的負擔.
英國: 利比亞靠近歐洲, 卡達菲又曾策動恐怖襲擊, 可說是英國民眾眼中的大壞蛋, 今次攻打他可說是帶著大義名份. 加上英國人一直都幻想著自己還是世界一級列強, 死不認自己其實已經是二流國家, 今次打仗又可乘機彰顯一下"國威". 而且, 別忘了卡梅倫的政府在上台以來一直因為改革政策不受歡迎而民望逐步下跌. 今次攻打利比亞可能有轉移人民視線的成份. 當年戴卓爾夫人上台初期也是因為改革太快而被批評, 但一個福克蘭群島勝仗就令形勢逆轉.
法國: 法國跟北非只是一海之隔, 歷史上一向都視北非為其勢力範圍. 但儘管如此, 法國在今次中東人民力量浪潮中的應對可說是漏洞百出, 不但反應遲鈍, 高官們還接連爆出收受獨裁者們利益的醜聞. 今次法國大力推動軍事干涉, 恐怕是因為要挽回"國威". 同時, 我之前的文章也有提及法國明年就要大選, 而目前薩爾科齊的民望相當不妙. 今次打仗可能也跟卡梅倫一樣, 有轉移人民視線之用.
德國: 一般人可能很少留意到, 但其實德國在外交政策上一向都是偏保守的, 特別是牽涉到歐洲以外事務的時候. 因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德國尤其怕對外用兵, 連當年南斯拉夫內戰也反對干涉. 因此德國今次表明不會參與攻打利比亞並不出奇. 另外, 默克爾的執政聯盟現在也是情況不妙. 她的經濟改革措施一直都未見明顯進展, 令她民望下跌, 在各州的地方選舉中更是接連受挫, 令執政黨在上議院 (德國上議院議席由州政府任命) 中的多數派地位笈笈可危. 巴登‧符騰堡 (Baden-Wurttemburg) 州的地方選舉快將舉行, 默克爾為了拉攏當地選民已經下令將會停用當地核電廠 (日本地震令德國國內反核環保人士動員力大增), 而這個臨時做的決定也受到各方非議. 默克爾現時實在不能再打場仗來節外生枝.
意大利: 利比亞曾是意大利殖民地, 地理上也幾乎相鄰, 意大利其實應該是最需要關心當地局勢的國家. 事實上意大利一向都為了維持在當地利益而跟卡達菲示好, 今次安理會投票中也棄權了. 貝佬一向有跟獨裁者們"扮friend"的習慣; 卡達菲, 普京, 查偉斯等都跟他有個人層面上的來往, 他對出兵持保留態度可能也有個人感情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 利比亞 (還有突尼斯) 萬一內亂, 勢必有大量難民逃往意大利, 而意大利並不想要接管這些人 (這也是意大利支持中東獨裁者們"維穩"的其中一個因素). 特別是, 貝佬的執政聯盟中的主要盟友"北方聯盟" Lega Nord 就是意大利最大的排外政黨. 萬一真的爆發難民潮而貝佬處理不好, 很有可能會令他失去"北方聯盟"支持, 到時候貝佬就一定會倒台, 而失去領導人資格的他就要面對更嚴苛的法律控訴. 所以無論政治上還是個人上, 貝佬都不會想看到利比亞給他添煩添亂.
p.s. 更正: double check 後發現意大利並不是安理會成員, 沒有投票.
美國: 奧巴馬現時已經因為阿富汗和伊拉克而搞到焦頭爛額, 民意普遍都對再打新一場仗不感興趣. 特別是再打仗又會增加政府開支, 而這一點在現時的美國可說是個禁忌話題. 所以奧巴馬政府一路在強調今次決定是依從聯合國的主流意見, 而且到目前為止也還未調動大量軍力前往地中海, 希望靠英法等其他盟友先出手可以減輕對美國自己的負擔.
英國: 利比亞靠近歐洲, 卡達菲又曾策動恐怖襲擊, 可說是英國民眾眼中的大壞蛋, 今次攻打他可說是帶著大義名份. 加上英國人一直都幻想著自己還是世界一級列強, 死不認自己其實已經是二流國家, 今次打仗又可乘機彰顯一下"國威". 而且, 別忘了卡梅倫的政府在上台以來一直因為改革政策不受歡迎而民望逐步下跌. 今次攻打利比亞可能有轉移人民視線的成份. 當年戴卓爾夫人上台初期也是因為改革太快而被批評, 但一個福克蘭群島勝仗就令形勢逆轉.
法國: 法國跟北非只是一海之隔, 歷史上一向都視北非為其勢力範圍. 但儘管如此, 法國在今次中東人民力量浪潮中的應對可說是漏洞百出, 不但反應遲鈍, 高官們還接連爆出收受獨裁者們利益的醜聞. 今次法國大力推動軍事干涉, 恐怕是因為要挽回"國威". 同時, 我之前的文章也有提及法國明年就要大選, 而目前薩爾科齊的民望相當不妙. 今次打仗可能也跟卡梅倫一樣, 有轉移人民視線之用.
德國: 一般人可能很少留意到, 但其實德國在外交政策上一向都是偏保守的, 特別是牽涉到歐洲以外事務的時候. 因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德國尤其怕對外用兵, 連當年南斯拉夫內戰也反對干涉. 因此德國今次表明不會參與攻打利比亞並不出奇. 另外, 默克爾的執政聯盟現在也是情況不妙. 她的經濟改革措施一直都未見明顯進展, 令她民望下跌, 在各州的地方選舉中更是接連受挫, 令執政黨在上議院 (德國上議院議席由州政府任命) 中的多數派地位笈笈可危. 巴登‧符騰堡 (Baden-Wurttemburg) 州的地方選舉快將舉行, 默克爾為了拉攏當地選民已經下令將會停用當地核電廠 (日本地震令德國國內反核環保人士動員力大增), 而這個臨時做的決定也受到各方非議. 默克爾現時實在不能再打場仗來節外生枝.
意大利: 利比亞曾是意大利殖民地, 地理上也幾乎相鄰, 意大利其實應該是最需要關心當地局勢的國家. 事實上意大利一向都為了維持在當地利益而跟卡達菲示好, 今次安理會投票中也棄權了. 貝佬一向有跟獨裁者們"扮friend"的習慣; 卡達菲, 普京, 查偉斯等都跟他有個人層面上的來往, 他對出兵持保留態度可能也有個人感情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 利比亞 (還有突尼斯) 萬一內亂, 勢必有大量難民逃往意大利, 而意大利並不想要接管這些人 (這也是意大利支持中東獨裁者們"維穩"的其中一個因素). 特別是, 貝佬的執政聯盟中的主要盟友"北方聯盟" Lega Nord 就是意大利最大的排外政黨. 萬一真的爆發難民潮而貝佬處理不好, 很有可能會令他失去"北方聯盟"支持, 到時候貝佬就一定會倒台, 而失去領導人資格的他就要面對更嚴苛的法律控訴. 所以無論政治上還是個人上, 貝佬都不會想看到利比亞給他添煩添亂.
p.s. 更正: double check 後發現意大利並不是安理會成員, 沒有投票.
2011年3月19日
小勒龐人氣急升: 附加
本週《經濟學人》有了篇關於"小勒龐" Marine Le Pen 人氣急升的深入報導.
跟我的分析相同的:
1. 她人氣急升也不至於能當選總統.
2. 但第一輪投票就會變成決勝戰.
3. 左/右派可能有其中一方的大老會戰敗, 而暫時兩派都同樣有這個可能性.
4. 但因為"小勒龐"是屬於右派, 她搶走薩爾科齊的票的機會比搶走左派候選人為高.
關於"小勒龐"人氣急升的其他因素:
1. 她試圖將以往她父親的"排外"成份改頭換面. 例如將反對伊斯蘭講成是堅守法國"政教分離" secularism 原則. 又指出接收新移民會對法國財政跟社會資源構成壓力等等.
2. 同屬右派的薩爾科齊招架不住. 薩爾科齊過去都曾打過民族主義牌, 大談多元文化怎麼有問題之類, 但卻沒實質措施出台. 他即使再用這招恐怖也還是難以跟"小勒龐"相比.
3. 本來在一般人印象中極右政黨"國民陣線" National Front 多數會隨著"老勒龐"老去而衰退下去, 但"小勒龐"的崛起卻為這個充滿老人和作風保守的政黨帶來一番新景象. 即使"小勒龐"不能當選總統, NF 在下次國會選舉中會否也有進步? 也是很值得留意.
跟我的分析相同的:
1. 她人氣急升也不至於能當選總統.
2. 但第一輪投票就會變成決勝戰.
3. 左/右派可能有其中一方的大老會戰敗, 而暫時兩派都同樣有這個可能性.
4. 但因為"小勒龐"是屬於右派, 她搶走薩爾科齊的票的機會比搶走左派候選人為高.
關於"小勒龐"人氣急升的其他因素:
1. 她試圖將以往她父親的"排外"成份改頭換面. 例如將反對伊斯蘭講成是堅守法國"政教分離" secularism 原則. 又指出接收新移民會對法國財政跟社會資源構成壓力等等.
2. 同屬右派的薩爾科齊招架不住. 薩爾科齊過去都曾打過民族主義牌, 大談多元文化怎麼有問題之類, 但卻沒實質措施出台. 他即使再用這招恐怖也還是難以跟"小勒龐"相比.
3. 本來在一般人印象中極右政黨"國民陣線" National Front 多數會隨著"老勒龐"老去而衰退下去, 但"小勒龐"的崛起卻為這個充滿老人和作風保守的政黨帶來一番新景象. 即使"小勒龐"不能當選總統, NF 在下次國會選舉中會否也有進步? 也是很值得留意.
2011年3月18日
女權強國?
今天又很懶, 寫一篇短的. 不過其實這個題目本身可以很有趣 (視乎觀點與角度).
當研究一個國家的"民主度"時, 不少學者都會看兩性關係, 特別是女性的地位. 因為民主多跟自由掛勾, 而既然兩性平等是一個很重要的自由, 自然也就可以跟民主扯上關係. 於是, 一系列"男女參與XXX比例"的數據就出來了. 《經濟學人》在三八婦女節就在這裡出了這麼一個列表 (雖然"三八"在中文是...):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dailychart/2011/03/women
內容包括 "女性議員比例", "女性公司董事比例", "男女佔就業人口比例" 等等. 在這些數據當中, 北歐國家都佔高位. 而個人也知道另一個冷知識: 芬蘭是現時世界上少有民選下產生了女性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國家.
芬蘭總統: Tarja Halonen (是女的喔)
芬蘭總理: Mari Kiviniemi
冰島總理: Jóhanna Sigurðardóttir
她是世界上首個公開的同性戀者政府首腦.
如果再擴大計算範圍, 愛爾蘭跟瑞士現任總統也是女的, 德國現任總理也是女的, 挪威跟英國都曾選出女性首相......可見女性政客在歐洲部份國家的確比較容易爬上頂位. (雖然南美跟南亞都有過不少女性元首, 但大多是因為父親/老公都是政要) 這似乎跟一般人的印象相符: 北歐是個整體上都比較平等的地區. 而這平等是包括各方面的: 經濟, 社會, 政治...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不是北歐專家很難給個正確答案, 不過一般都認為這跟文化及教育有關. 當然這會有關係, 特別是北歐教育是以公平對待學生聞名. 但我個人始終不太喜歡單以"文化"一詞去解釋事情, 畢竟"文化"基本上甚麼都能硬掰到, 而能解釋所有事情的理論其實並不是一個理論. 所以這可能也跟政治發展有關, 例如丹麥跟瑞典的民主化跟左派都很有關係, 而北歐國家也是很早就採用社會民主主義和福利政策的國家.
而說到社會民主和福利主義, 這種政策的其中一個必須重點是高稅率和政府干預; 要社會公平就要靠大家貢獻, 然後再由政府做個平衡. 北歐人似乎大都不介意這種安排. 事實上各種全球性的調查都顯示, 北歐人對政府的信任度在歐美民主國家當中是偏高的, 而他們的快樂度也是偏高. 雖然部份自由主義者反對政府干預市場, 認為這樣做會損害人民, 但北歐似乎在集體和個人兩者之間有個很好的平衡. (社會民主和福利主義並不一定相等, 例如部份東中產油國都是福利主義, 但社會公平度很明顯差北歐一段距離.)
另外有一點我覺得有趣的是, 北歐各國似乎很早就甘心只當個"二流"國家 (講軍事實力上的). 其實北歐國家如丹麥和瑞典在中世紀都一度是一等強國, 但到了近代國家開始衰落的時候, 人民卻似乎不太在意, 並將注意力放在經營自國身上. 挪威原本是瑞典一部份, 卻透過公投在上世紀初時和平分離了. 冰島原本是丹麥領土, 也是以和平方式離開丹麥. 但這也不代表北歐就是弱國; 例如芬蘭在二戰期間就曾一度把蘇聯紅軍打得焦頭爛額. 而丹麥在二戰中雖然被納粹佔領了, 反抗之心卻不死, 當德國迫害猶太人的消息傳來後, 全國上下暗中把猶太人送到中立的瑞典, 結果丹麥當時超過九成約八千個猶太人都成功逃過一劫. (聽起來好像很矛盾, "全國上下"還能怎麼"暗中"呢? 但總之他們做到了.) 北歐國家是少有對內和對外都做到重視民主自由公平等原則的國家.
總之, 整個文化, 教育, 心態...等等都是很重要的. 公平的社會相信很多人都想有, 但肯實際上付出並實行它的人卻不多. 特別是在上位者肯去幫助下位者, 在某些大家熟悉的社會可是一件罕見的事. 北歐人會把理想付諸實行, 並且監督政客們去運作這系統, 相信這當中有很多值得外人思考和學習的地方.
當研究一個國家的"民主度"時, 不少學者都會看兩性關係, 特別是女性的地位. 因為民主多跟自由掛勾, 而既然兩性平等是一個很重要的自由, 自然也就可以跟民主扯上關係. 於是, 一系列"男女參與XXX比例"的數據就出來了. 《經濟學人》在三八婦女節就在這裡出了這麼一個列表 (雖然"三八"在中文是...):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dailychart/2011/03/women
內容包括 "女性議員比例", "女性公司董事比例", "男女佔就業人口比例" 等等. 在這些數據當中, 北歐國家都佔高位. 而個人也知道另一個冷知識: 芬蘭是現時世界上少有民選下產生了女性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國家.
芬蘭總統: Tarja Halonen (是女的喔)
芬蘭總理: Mari Kiviniemi
冰島總理: Jóhanna Sigurðardóttir
她是世界上首個公開的同性戀者政府首腦.
如果再擴大計算範圍, 愛爾蘭跟瑞士現任總統也是女的, 德國現任總理也是女的, 挪威跟英國都曾選出女性首相......可見女性政客在歐洲部份國家的確比較容易爬上頂位. (雖然南美跟南亞都有過不少女性元首, 但大多是因為父親/老公都是政要) 這似乎跟一般人的印象相符: 北歐是個整體上都比較平等的地區. 而這平等是包括各方面的: 經濟, 社會, 政治...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不是北歐專家很難給個正確答案, 不過一般都認為這跟文化及教育有關. 當然這會有關係, 特別是北歐教育是以公平對待學生聞名. 但我個人始終不太喜歡單以"文化"一詞去解釋事情, 畢竟"文化"基本上甚麼都能硬掰到, 而能解釋所有事情的理論其實並不是一個理論. 所以這可能也跟政治發展有關, 例如丹麥跟瑞典的民主化跟左派都很有關係, 而北歐國家也是很早就採用社會民主主義和福利政策的國家.
而說到社會民主和福利主義, 這種政策的其中一個必須重點是高稅率和政府干預; 要社會公平就要靠大家貢獻, 然後再由政府做個平衡. 北歐人似乎大都不介意這種安排. 事實上各種全球性的調查都顯示, 北歐人對政府的信任度在歐美民主國家當中是偏高的, 而他們的快樂度也是偏高. 雖然部份自由主義者反對政府干預市場, 認為這樣做會損害人民, 但北歐似乎在集體和個人兩者之間有個很好的平衡. (社會民主和福利主義並不一定相等, 例如部份東中產油國都是福利主義, 但社會公平度很明顯差北歐一段距離.)
另外有一點我覺得有趣的是, 北歐各國似乎很早就甘心只當個"二流"國家 (講軍事實力上的). 其實北歐國家如丹麥和瑞典在中世紀都一度是一等強國, 但到了近代國家開始衰落的時候, 人民卻似乎不太在意, 並將注意力放在經營自國身上. 挪威原本是瑞典一部份, 卻透過公投在上世紀初時和平分離了. 冰島原本是丹麥領土, 也是以和平方式離開丹麥. 但這也不代表北歐就是弱國; 例如芬蘭在二戰期間就曾一度把蘇聯紅軍打得焦頭爛額. 而丹麥在二戰中雖然被納粹佔領了, 反抗之心卻不死, 當德國迫害猶太人的消息傳來後, 全國上下暗中把猶太人送到中立的瑞典, 結果丹麥當時超過九成約八千個猶太人都成功逃過一劫. (聽起來好像很矛盾, "全國上下"還能怎麼"暗中"呢? 但總之他們做到了.) 北歐國家是少有對內和對外都做到重視民主自由公平等原則的國家.
總之, 整個文化, 教育, 心態...等等都是很重要的. 公平的社會相信很多人都想有, 但肯實際上付出並實行它的人卻不多. 特別是在上位者肯去幫助下位者, 在某些大家熟悉的社會可是一件罕見的事. 北歐人會把理想付諸實行, 並且監督政客們去運作這系統, 相信這當中有很多值得外人思考和學習的地方.
2011年3月16日
政府與傳媒與民意與民主化
最近這幾個星期我們可以看到在現代社會人的生活中, 傳媒是一樣多麼具影響力的工具.
幾星期前, 突尼西亞民主革命忽然成功, 國際傳媒忽然排山倒海地衝到中東報導"第四波"民主浪潮, ("第四波"一詞命名自已故政治學者 Huntington 的理論, 有機會再詳述) 而全世界人也忽然全部去關注中東局勢. 可是這些"忽然"其實一點也不是"忽然".
突尼西亞的人民力量示威是在一個多月的持續發功下才成功逼使獨裁者本阿里下台的, 而國際傳媒在本阿里下台後才報導事件, 也就是說在這中間的一個月內國際傳媒基本上是忽視了這一大規模的革命力量. 我最初也不太為意事件 (因為傳媒都沒報導嘛), 可是當看到零星的一些報導後卻深深明白事件並不尋常: 哪有民主示威持續了一個月還未平息的? 而且期間政府開槍鎮壓也無效? 騷亂還相反的不斷蔓延? 結果在我開始留意到事件後一星期左右本阿里就下台了, 而國際傳媒這時候才肯大篇幅報導. 就像我所說的, 其實任何有長期接觸政治新聞, 具政治觸角的人見到突尼西亞的局勢發展, at some point 都應該會明白它其實有潛力成為一件足以震動全球的大事的. 而事實上革命成功後的確引起了重大關注: 因為這不但是近年少有的民主革命, 更是整個中東地區史上少有的民主革命; 它令以往所有"回教文化反民主", "中東地區不會有民主", "中東獨裁者地位穩固"的分析全部破滅. 而事件也很快地影響到整個中東地區, 多國相繼爆出民主示威. (p.s. 據說中共傳媒以前還這樣形容過突尼西亞: 「在本•阿里總統的領導下，突尼斯人民已經進入了小康社會，過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 )
那為什麼這麼一件具潛力的國際大事會被國際傳媒忽視呢? 我個人並不是個 media studies 學生, 不過即管"拋"一些可能性出來. 一, 突尼西亞本身就是個很少獲得傳媒關注的地點, 說不定傳媒上層一開始也整個無視掉事件, 根本懶得理他的潛在新聞價值, 因為突尼西亞這種地方的事情怎麼可能會有新聞價值? 二, 有傳媒人明白這個事件的潛在新聞價值, 但由於這個價值並未兌現, 也就是說結果還未明顯, 市場=大眾不會有反應, 所以唯有先關注其他新聞; 待革命成功了, 民主(=我們歐美文化)勝利了, 正義的中東人民推倒邪惡的獨裁者成立民主了, 我們再報導, 那時候市場=大眾就喜歡看了. 三, 歐美政府本身也甚少就這事件去作反應, 畢竟獨裁者本阿里本身是受美法等國扶植的, 而由於政府都沒甚麼新聞點提供出來, 傳媒自己也懶得自行炒作. 這當中很難說誰是因誰是果; 例如, 市場口味固然影響傳媒決策, 但傳媒炒作又可能影響市場口味; 政府不反應傳媒少一些新聞點炒作, 但如果傳媒本身炒得夠大也會逼到政府回應. 總之, 政府與傳媒與民意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 我們不應過份依賴傳媒(特別是單一的傳媒), 認為他們就一定是真理的追求者, 為大眾和世界民主自由服務云云.
又, 突尼西亞革命成功之後, 國際傳媒立即湧到埃及報導該地的人民力量. 這無疑令歐美政府不敢公開支持原本又是由他們扶植的獨裁者穆巴拉克, 間接令後者下台. 但中東是否只有埃及在爆發人民力量? 答案是否定的. 摩洛哥, 阿爾及利亞, 利比亞, 約旦, 也門, 阿曼, 巴林等等都相繼爆發示威潮. 其中利比亞, 也門, 巴林等都直接武力鎮壓示威者. 那為何國際傳媒只關注埃及, (後來也有關注利比亞), 不關注其他N個國家的人民力量? 畢竟國際社會壓力是有機會幫助到這些民主浪潮的. 綜合個人觀察來說, 市場=大眾似乎不太能 multi-task, 通常都只能將注意力放在單一項新聞上(特別是在講不會直接影響自身的國外新聞時), 所以既然注意力已經放在埃及 (和之後的利比亞) 上了, 再報導其他N個國家對讀者來說太複雜了, 實行上也困難, 當然就不這麼做了. 而由於國際傳媒只集中報導埃及和利比亞, 其他人民力量所得到的支援都弱得多, 暫時來看似乎不太成功.
更甚者, 已經連續失去兩個傀儡的歐美勢力也很難再支持人民力量了. 而中東N國的獨裁者們理解到局勢嚴峻後也立即團結起來組織反動力量, 反而令人民力量面臨更多障礙. 例如示威第二激烈的巴林 (第一當然是利比亞) 就獲得美國暗中支持, 最新新聞更說鄰國沙特跟阿聯酉直接派兵去巴林替政府鎮壓示威者. 即使是不獲歐美扶植的利比亞, 由於國際社會遲遲未肯介入 (暫且容許我假定介入會幫助到反對派), 卡達菲有了時間整固其勢力, 最新新聞顯示他已經反攻了數個反對派城市了. 而當然, 這些最新發展的國際傳媒背景是日本地震和核電廠危機: 由於國際傳媒又找到新的大新聞了, 已經數星期僵持不下的巴林和利比亞"舊聞"就被放棄了 (也不是真的完全沒報導, 但至少篇幅的確是大大減少了), 而我們可以看到失去國際社會關心的這些中東民主浪潮都逐漸處於下風.
寫了這麼多想講甚麼呢? 還是那一句: 政府與傳媒與民意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 我們不應過份依賴傳媒, 認為他們就一定是真理的追求者, 為大眾和世界民主自由服務云云. 事實上我完全看不到這些國際傳媒真的在關心民主自由. 而記得我之前在講述民主化成功因素時說過傳媒因素的重要性嗎? 實際上由於傳媒是如此受大眾市場影響, 某程度上大家都是會間接影響到這些其他地方的民主化. 日本地震帶來了很多意外結果: 核電廠危機, 菅直人獻金醜聞失蹤, 枝野幸男民望急升, 中日關係疑似回復, 蔡英文變透明人......除了這些之外, 我大膽地說日本地震還幫助了卡達菲, 巴林王室, 和不想再被捲入中東問題的歐美政府轉移視線. (不過核電廠危機也波及到德國的默克爾政府, 因為德國現時正為國內核電廠的開發問題展開很大爭論)
所以說, 國際社會對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浪潮的幫助和 commitment, 某程度上其實是很隨機性的. 用同樣邏輯, 如果戴妃車禍早幾年發生, 跟蘇聯解體"撞正", 說不定現在我們會少了幾個民主國家. 又, 如果埃及出事時 Paris Hilton, Justin Bieber 或 Kate Middleton 發生了車禍 (大吉利是, 不過只為最後一位講), 說不定埃及就不會民主化了.
另外, 這也值得我們反思另一些問題. 民主理論中有個有名的"三權分立", 但現代有不少人提出傳媒作為監察政府者, 堪稱"第四權". 但這個"第四權"有多可靠? 是否真的就是能支持民主? 還有, 民主是建基於對人民的能力的信任, 即相信人民有能力自行對政治事務下判斷. 這個判斷力包括很多事情, 但"獨立思考"絕對是其中之一. 現在人們都經常在講要教授"獨立思考""批判性思考"云云, 但我覺得教授人們認識傳媒的本質也很重要. 如果不能從傳媒中吸收有用的資料, 只是基於一些劣質的隨便報導甚至謠言就去思考和批判, 恐怕後果還是會相當危險. (看看有些網民對日本地震的反應...) 到底是大眾在指引傳媒? 還是傳媒在指引大眾? 還有政府? 又是那三個字的廢話: 很複雜.
最後, 很可惜 LSE 的校長太早辭職; 如果他一直沒辭的話, 說不定日本地震連他也救得到.
幾星期前, 突尼西亞民主革命忽然成功, 國際傳媒忽然排山倒海地衝到中東報導"第四波"民主浪潮, ("第四波"一詞命名自已故政治學者 Huntington 的理論, 有機會再詳述) 而全世界人也忽然全部去關注中東局勢. 可是這些"忽然"其實一點也不是"忽然".
突尼西亞的人民力量示威是在一個多月的持續發功下才成功逼使獨裁者本阿里下台的, 而國際傳媒在本阿里下台後才報導事件, 也就是說在這中間的一個月內國際傳媒基本上是忽視了這一大規模的革命力量. 我最初也不太為意事件 (因為傳媒都沒報導嘛), 可是當看到零星的一些報導後卻深深明白事件並不尋常: 哪有民主示威持續了一個月還未平息的? 而且期間政府開槍鎮壓也無效? 騷亂還相反的不斷蔓延? 結果在我開始留意到事件後一星期左右本阿里就下台了, 而國際傳媒這時候才肯大篇幅報導. 就像我所說的, 其實任何有長期接觸政治新聞, 具政治觸角的人見到突尼西亞的局勢發展, at some point 都應該會明白它其實有潛力成為一件足以震動全球的大事的. 而事實上革命成功後的確引起了重大關注: 因為這不但是近年少有的民主革命, 更是整個中東地區史上少有的民主革命; 它令以往所有"回教文化反民主", "中東地區不會有民主", "中東獨裁者地位穩固"的分析全部破滅. 而事件也很快地影響到整個中東地區, 多國相繼爆出民主示威. (p.s. 據說中共傳媒以前還這樣形容過突尼西亞: 「在本•阿里總統的領導下，突尼斯人民已經進入了小康社會，過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 )
那為什麼這麼一件具潛力的國際大事會被國際傳媒忽視呢? 我個人並不是個 media studies 學生, 不過即管"拋"一些可能性出來. 一, 突尼西亞本身就是個很少獲得傳媒關注的地點, 說不定傳媒上層一開始也整個無視掉事件, 根本懶得理他的潛在新聞價值, 因為突尼西亞這種地方的事情怎麼可能會有新聞價值? 二, 有傳媒人明白這個事件的潛在新聞價值, 但由於這個價值並未兌現, 也就是說結果還未明顯, 市場=大眾不會有反應, 所以唯有先關注其他新聞; 待革命成功了, 民主(=我們歐美文化)勝利了, 正義的中東人民推倒邪惡的獨裁者成立民主了, 我們再報導, 那時候市場=大眾就喜歡看了. 三, 歐美政府本身也甚少就這事件去作反應, 畢竟獨裁者本阿里本身是受美法等國扶植的, 而由於政府都沒甚麼新聞點提供出來, 傳媒自己也懶得自行炒作. 這當中很難說誰是因誰是果; 例如, 市場口味固然影響傳媒決策, 但傳媒炒作又可能影響市場口味; 政府不反應傳媒少一些新聞點炒作, 但如果傳媒本身炒得夠大也會逼到政府回應. 總之, 政府與傳媒與民意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 我們不應過份依賴傳媒(特別是單一的傳媒), 認為他們就一定是真理的追求者, 為大眾和世界民主自由服務云云.
又, 突尼西亞革命成功之後, 國際傳媒立即湧到埃及報導該地的人民力量. 這無疑令歐美政府不敢公開支持原本又是由他們扶植的獨裁者穆巴拉克, 間接令後者下台. 但中東是否只有埃及在爆發人民力量? 答案是否定的. 摩洛哥, 阿爾及利亞, 利比亞, 約旦, 也門, 阿曼, 巴林等等都相繼爆發示威潮. 其中利比亞, 也門, 巴林等都直接武力鎮壓示威者. 那為何國際傳媒只關注埃及, (後來也有關注利比亞), 不關注其他N個國家的人民力量? 畢竟國際社會壓力是有機會幫助到這些民主浪潮的. 綜合個人觀察來說, 市場=大眾似乎不太能 multi-task, 通常都只能將注意力放在單一項新聞上(特別是在講不會直接影響自身的國外新聞時), 所以既然注意力已經放在埃及 (和之後的利比亞) 上了, 再報導其他N個國家對讀者來說太複雜了, 實行上也困難, 當然就不這麼做了. 而由於國際傳媒只集中報導埃及和利比亞, 其他人民力量所得到的支援都弱得多, 暫時來看似乎不太成功.
更甚者, 已經連續失去兩個傀儡的歐美勢力也很難再支持人民力量了. 而中東N國的獨裁者們理解到局勢嚴峻後也立即團結起來組織反動力量, 反而令人民力量面臨更多障礙. 例如示威第二激烈的巴林 (第一當然是利比亞) 就獲得美國暗中支持, 最新新聞更說鄰國沙特跟阿聯酉直接派兵去巴林替政府鎮壓示威者. 即使是不獲歐美扶植的利比亞, 由於國際社會遲遲未肯介入 (暫且容許我假定介入會幫助到反對派), 卡達菲有了時間整固其勢力, 最新新聞顯示他已經反攻了數個反對派城市了. 而當然, 這些最新發展的國際傳媒背景是日本地震和核電廠危機: 由於國際傳媒又找到新的大新聞了, 已經數星期僵持不下的巴林和利比亞"舊聞"就被放棄了 (也不是真的完全沒報導, 但至少篇幅的確是大大減少了), 而我們可以看到失去國際社會關心的這些中東民主浪潮都逐漸處於下風.
寫了這麼多想講甚麼呢? 還是那一句: 政府與傳媒與民意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 我們不應過份依賴傳媒, 認為他們就一定是真理的追求者, 為大眾和世界民主自由服務云云. 事實上我完全看不到這些國際傳媒真的在關心民主自由. 而記得我之前在講述民主化成功因素時說過傳媒因素的重要性嗎? 實際上由於傳媒是如此受大眾市場影響, 某程度上大家都是會間接影響到這些其他地方的民主化. 日本地震帶來了很多意外結果: 核電廠危機, 菅直人獻金醜聞失蹤, 枝野幸男民望急升, 中日關係疑似回復, 蔡英文變透明人......除了這些之外, 我大膽地說日本地震還幫助了卡達菲, 巴林王室, 和不想再被捲入中東問題的歐美政府轉移視線. (不過核電廠危機也波及到德國的默克爾政府, 因為德國現時正為國內核電廠的開發問題展開很大爭論)
所以說, 國際社會對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浪潮的幫助和 commitment, 某程度上其實是很隨機性的. 用同樣邏輯, 如果戴妃車禍早幾年發生, 跟蘇聯解體"撞正", 說不定現在我們會少了幾個民主國家. 又, 如果埃及出事時 Paris Hilton, Justin Bieber 或 Kate Middleton 發生了車禍 (大吉利是, 不過只為最後一位講), 說不定埃及就不會民主化了.
另外, 這也值得我們反思另一些問題. 民主理論中有個有名的"三權分立", 但現代有不少人提出傳媒作為監察政府者, 堪稱"第四權". 但這個"第四權"有多可靠? 是否真的就是能支持民主? 還有, 民主是建基於對人民的能力的信任, 即相信人民有能力自行對政治事務下判斷. 這個判斷力包括很多事情, 但"獨立思考"絕對是其中之一. 現在人們都經常在講要教授"獨立思考""批判性思考"云云, 但我覺得教授人們認識傳媒的本質也很重要. 如果不能從傳媒中吸收有用的資料, 只是基於一些劣質的隨便報導甚至謠言就去思考和批判, 恐怕後果還是會相當危險. (看看有些網民對日本地震的反應...) 到底是大眾在指引傳媒? 還是傳媒在指引大眾? 還有政府? 又是那三個字的廢話: 很複雜.
最後, 很可惜 LSE 的校長太早辭職; 如果他一直沒辭的話, 說不定日本地震連他也救得到.
2011年3月14日
派錢風波 III : 關於新移民
今次的話題會比較有爭議性, 也比較難寫, 不過......盡量吧.
首先是事件本身. 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政府突然宣佈派錢, 但就只派給永久居民. 支持者認為新移民對香港沒貢獻沒資格拿福利, 也有認為新移民不是香港人當然沒資格拿福利. 反對者認為這樣對新移民不公平, 也有從根本上認為派錢是錯的. 最後一個講法跟新移民這個問題無關, 暫且不理. 先從理論層面開始應付.
在一個月前我就有寫一篇文章 "多元文化失敗與民主政治", 講述新移民問題在歐洲引發多大爭議, 而文章的結尾也提及:
「讀者也可以將這些討論內容放到香港的情況去看. 香港人對"人民"的定義屬何種定義? 怎樣的民族跟文化政策會適合香港? 香港跟大陸的關係怎樣影響到這些? 跟歐洲一樣, 香港的主流政客都不敢碰這個問題, 但我必須再次強調這個定義問題無論如何都會是重要的和不能避開的.」
結果這麼快就應驗了. 香港主流一直不碰這個問題, 結果一爆出來就一發不可收拾. 從自由主義的角度看, 我們當然應該平等對待新移民, 可是在實際考慮上要做到這是幾乎不可能的. 民主講的是以民為本, 權力歸於人民, 對這個"人民"的定義很重要. 現代社會涉及政府處理的事務無日無之, 對"人民"的定義也會影響到全方位的政策, 而這些政策往往跟不同社會團體的利益 (interests) 有關, 所以原居民跟新移民無論在哪種政體中都會有潛在衝突. 當然, 新移民人口越多, 衝突就越迫切. 看看歐洲的反對宜民的趨勢就會明白, 自由主義跟民主主義不是完全 100% 吻合的. 原居民跟新移民的關係需要從根本的定義上著手, 雖然複雜但卻是有其必要性的. 再來看看關於今次派錢風波的支持/反對意見.
一. 新移民對香港沒貢獻沒資格拿福利. 這時候我們就要想了: 那是不是新移民就一定都對香港沒貢獻? 香港本地居民是不是就對香港有貢獻? 又, 如果有些人對香港特別有貢獻, 他們不是不就有資格拿更多福利? 還有, 怎樣才叫做對香港有貢獻? 如果說交稅就是有貢獻, 那最有貢獻的肯定是一眾打工皇帝與及他們的老闆; 超人, 四叔, 郭家, 大劉彤叔之流應該享有最多福利. 再推論下去的話, 那就變成中央的理論了: 商家應該有功能組別的保障, 因為他們貢獻了香港N%的 GDP.
我個人是不贊成這種理論的. 付出多少得到多少聽起來是天經地義, 但我們必須仔細看清楚不同的情況: "貢獻"少不一定是人懶惰, 可能是他們缺乏工作技能或社會環境對他們找工作不利. 相對的"貢獻"多的人又是不是因為別種原因才那麼成功? "貢獻"多的人又有沒有社會責任幫助"貢獻"少的人? 即使撇開這個層面看, 我們也不應該劃一地說新移民就是沒貢獻而本地公民就是有貢獻. 這一個意見無論如何都是理據薄弱的.
二. 新移民不是香港人沒資格拿福利. 這個比較複雜. 從自由主義角度看, 我們會支持派給新移民, 因為這樣才公平. (例如民主派的做法) 但從民主的角度看, 他們的確不是香港公民, 所以即使香港公民投票否決給他們福利, 這個否決也是合法的. 所以跟上一次文章所說的一樣, 在這裡自由跟民主主義就產生了分歧. 當然我們不用凡事都兩極化, 好像只能從自由或民主中二選一一般; 實際情況往往是各種考量要互相配合的.
但我也說過了, 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對"香港公民"一詞的定義; 事實上如果社會主流有對"香港公民"一詞的清晰定義, 那現在這個爭論根本很快就能結束. 可是現在社會都是把焦點聚在六千元上而不是這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這樣下去無論今次事件怎樣收場, 新移民問題依然會是個下次可能再出現的未爆彈. 那"人民"可以怎麼定義? 再看看上一篇文章:
「一般來說對於"人民"的定義有兩種看法. 一是種族性的, 即不是由本國人所生或外表跟本地人不一樣就被認為不是本國人. 另一種是文化性的, 即是即使外表跟本地人不同, 只要融入了本地文化, 有國家認同就是本國人...... 前者實行起來很簡單, 只要將移民都拒於門外即可. 但後者實行上來又可以分成兩種政策. 一是透過國民教育將外人的文化變成跟本國一樣. 二是將"本地文化"的定義擴闊, 將"核心價值"的重要性縮小, 只要外人文化跟本地文化有某程度上的重疊就可以被接納, 並不強調要完全融合本國.」
香港的情況有點特殊, 因為新移民跟香港人都是華人, 所以兩種人在很多方面都根本沒有差異, 唯一的差異恐怕只有內地文化跟香港文化的差異. 可是要如何正確地定義這個文化差別也很困難, 所以香港才會要求居住一定年數後才入籍. 但居留時間越長並不一定就表示這個文化差異就會被消化. 我感覺上香港人大多都不會接受"將本地文化的定義擴闊"的選項, 所以怎樣幫助新移民融入香港其實是一個一定要做的事情. 一來他們已經來到香港了, 我們不可能趕他們走, 一定要正視他們的處境. 二來如果我們無視他們, 那根本就無法解決所帶來的社會矛盾, 只會讓這個計時炸彈繼續存在. 所以"公民"的定義固然要檢討, 而隨之而來的"如何對待新移民"的事宜也是一定要做好.
另外還有政治問題. 歐美國家都是主權獨立的 (雖然歐盟國家會有一點限制), 而香港只是一個"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 新移民問題跟香港公民定義問題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央取態. 如果港人表達的不好, 這很容易造成中央以為香港人搞反中港獨之類, 那就更加難解決問題. 但中央是否就完全不容許人民間有不平等待遇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如果我們看大陸的戶籍法, 就是將人民分為原居跟移居, 市區和農村幾種不同級別的人的機制. 所以頭等跟次等居民這回事, 中共也是很擅長做的. 事實上當年民主派為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爭居港權, 也是中央要人大釋法才阻止得到的. 可見將居民區分對待這回事中共也是知道有其需要的. 要解決這個問題, 香港人不但要自己之間達成共識, 也要將事件用中央可以理解的角度去論述, 那才行. (可是這裡所提及的戶籍分級本身就是一個很具爭議的政策, 香港如果要這麼做也必然會造成很大爭議.)
三. 這樣對新移民不公平. 這意見跟"二"基本上是重複的, 只是立場剛好相反而已. 在此就不再講了.
總結來說, 今次事件反映香港在兩方面都需要重大檢討, 一是對"公民"的定義, 二是隨之而來的"如何對待新移民"的事宜. 可惜的是香港的政客似乎都不打算正視這些問題. 雖然他們這樣做是政治正確, 避免了自己為自己惹麻煩, 可是卻造成香港人一直不能正視這個問題, 矛盾繼續存在的惡果. 同時, 由於政客們的做法完全跟民意脫節, 而他們也完全懶得向市民解釋他們為何這麼做, 這也只會令市民對他們的不滿日增. 如果未來本地居民跟新移民的矛盾繼續增加 (而這是很大可能, 因為我們都知道新移民只會越來越多不會越來越少), 造成社會問題, 人們又"賴"政客無能沒處理這些問題, 那這些政客們就真是自食惡果了.
最後, 雖然它本身的理據薄弱, 但"沒貢獻就沒資格拿福利"這種想法竟然如此深入人心, 也是個很值得我們反思的現象. 因為這已經超越本地居民跟新移民差異的問題了, 而是對整個社福政策的取態.
首先是事件本身. 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政府突然宣佈派錢, 但就只派給永久居民. 支持者認為新移民對香港沒貢獻沒資格拿福利, 也有認為新移民不是香港人當然沒資格拿福利. 反對者認為這樣對新移民不公平, 也有從根本上認為派錢是錯的. 最後一個講法跟新移民這個問題無關, 暫且不理. 先從理論層面開始應付.
在一個月前我就有寫一篇文章 "多元文化失敗與民主政治", 講述新移民問題在歐洲引發多大爭議, 而文章的結尾也提及:
「讀者也可以將這些討論內容放到香港的情況去看. 香港人對"人民"的定義屬何種定義? 怎樣的民族跟文化政策會適合香港? 香港跟大陸的關係怎樣影響到這些? 跟歐洲一樣, 香港的主流政客都不敢碰這個問題, 但我必須再次強調這個定義問題無論如何都會是重要的和不能避開的.」
結果這麼快就應驗了. 香港主流一直不碰這個問題, 結果一爆出來就一發不可收拾. 從自由主義的角度看, 我們當然應該平等對待新移民, 可是在實際考慮上要做到這是幾乎不可能的. 民主講的是以民為本, 權力歸於人民, 對這個"人民"的定義很重要. 現代社會涉及政府處理的事務無日無之, 對"人民"的定義也會影響到全方位的政策, 而這些政策往往跟不同社會團體的利益 (interests) 有關, 所以原居民跟新移民無論在哪種政體中都會有潛在衝突. 當然, 新移民人口越多, 衝突就越迫切. 看看歐洲的反對宜民的趨勢就會明白, 自由主義跟民主主義不是完全 100% 吻合的. 原居民跟新移民的關係需要從根本的定義上著手, 雖然複雜但卻是有其必要性的. 再來看看關於今次派錢風波的支持/反對意見.
一. 新移民對香港沒貢獻沒資格拿福利. 這時候我們就要想了: 那是不是新移民就一定都對香港沒貢獻? 香港本地居民是不是就對香港有貢獻? 又, 如果有些人對香港特別有貢獻, 他們不是不就有資格拿更多福利? 還有, 怎樣才叫做對香港有貢獻? 如果說交稅就是有貢獻, 那最有貢獻的肯定是一眾打工皇帝與及他們的老闆; 超人, 四叔, 郭家, 大劉彤叔之流應該享有最多福利. 再推論下去的話, 那就變成中央的理論了: 商家應該有功能組別的保障, 因為他們貢獻了香港N%的 GDP.
我個人是不贊成這種理論的. 付出多少得到多少聽起來是天經地義, 但我們必須仔細看清楚不同的情況: "貢獻"少不一定是人懶惰, 可能是他們缺乏工作技能或社會環境對他們找工作不利. 相對的"貢獻"多的人又是不是因為別種原因才那麼成功? "貢獻"多的人又有沒有社會責任幫助"貢獻"少的人? 即使撇開這個層面看, 我們也不應該劃一地說新移民就是沒貢獻而本地公民就是有貢獻. 這一個意見無論如何都是理據薄弱的.
二. 新移民不是香港人沒資格拿福利. 這個比較複雜. 從自由主義角度看, 我們會支持派給新移民, 因為這樣才公平. (例如民主派的做法) 但從民主的角度看, 他們的確不是香港公民, 所以即使香港公民投票否決給他們福利, 這個否決也是合法的. 所以跟上一次文章所說的一樣, 在這裡自由跟民主主義就產生了分歧. 當然我們不用凡事都兩極化, 好像只能從自由或民主中二選一一般; 實際情況往往是各種考量要互相配合的.
但我也說過了, 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對"香港公民"一詞的定義; 事實上如果社會主流有對"香港公民"一詞的清晰定義, 那現在這個爭論根本很快就能結束. 可是現在社會都是把焦點聚在六千元上而不是這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這樣下去無論今次事件怎樣收場, 新移民問題依然會是個下次可能再出現的未爆彈. 那"人民"可以怎麼定義? 再看看上一篇文章:
「一般來說對於"人民"的定義有兩種看法. 一是種族性的, 即不是由本國人所生或外表跟本地人不一樣就被認為不是本國人. 另一種是文化性的, 即是即使外表跟本地人不同, 只要融入了本地文化, 有國家認同就是本國人...... 前者實行起來很簡單, 只要將移民都拒於門外即可. 但後者實行上來又可以分成兩種政策. 一是透過國民教育將外人的文化變成跟本國一樣. 二是將"本地文化"的定義擴闊, 將"核心價值"的重要性縮小, 只要外人文化跟本地文化有某程度上的重疊就可以被接納, 並不強調要完全融合本國.」
香港的情況有點特殊, 因為新移民跟香港人都是華人, 所以兩種人在很多方面都根本沒有差異, 唯一的差異恐怕只有內地文化跟香港文化的差異. 可是要如何正確地定義這個文化差別也很困難, 所以香港才會要求居住一定年數後才入籍. 但居留時間越長並不一定就表示這個文化差異就會被消化. 我感覺上香港人大多都不會接受"將本地文化的定義擴闊"的選項, 所以怎樣幫助新移民融入香港其實是一個一定要做的事情. 一來他們已經來到香港了, 我們不可能趕他們走, 一定要正視他們的處境. 二來如果我們無視他們, 那根本就無法解決所帶來的社會矛盾, 只會讓這個計時炸彈繼續存在. 所以"公民"的定義固然要檢討, 而隨之而來的"如何對待新移民"的事宜也是一定要做好.
另外還有政治問題. 歐美國家都是主權獨立的 (雖然歐盟國家會有一點限制), 而香港只是一個"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 新移民問題跟香港公民定義問題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央取態. 如果港人表達的不好, 這很容易造成中央以為香港人搞反中港獨之類, 那就更加難解決問題. 但中央是否就完全不容許人民間有不平等待遇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如果我們看大陸的戶籍法, 就是將人民分為原居跟移居, 市區和農村幾種不同級別的人的機制. 所以頭等跟次等居民這回事, 中共也是很擅長做的. 事實上當年民主派為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爭居港權, 也是中央要人大釋法才阻止得到的. 可見將居民區分對待這回事中共也是知道有其需要的. 要解決這個問題, 香港人不但要自己之間達成共識, 也要將事件用中央可以理解的角度去論述, 那才行. (可是這裡所提及的戶籍分級本身就是一個很具爭議的政策, 香港如果要這麼做也必然會造成很大爭議.)
三. 這樣對新移民不公平. 這意見跟"二"基本上是重複的, 只是立場剛好相反而已. 在此就不再講了.
總結來說, 今次事件反映香港在兩方面都需要重大檢討, 一是對"公民"的定義, 二是隨之而來的"如何對待新移民"的事宜. 可惜的是香港的政客似乎都不打算正視這些問題. 雖然他們這樣做是政治正確, 避免了自己為自己惹麻煩, 可是卻造成香港人一直不能正視這個問題, 矛盾繼續存在的惡果. 同時, 由於政客們的做法完全跟民意脫節, 而他們也完全懶得向市民解釋他們為何這麼做, 這也只會令市民對他們的不滿日增. 如果未來本地居民跟新移民的矛盾繼續增加 (而這是很大可能, 因為我們都知道新移民只會越來越多不會越來越少), 造成社會問題, 人們又"賴"政客無能沒處理這些問題, 那這些政客們就真是自食惡果了.
最後, 雖然它本身的理據薄弱, 但"沒貢獻就沒資格拿福利"這種想法竟然如此深入人心, 也是個很值得我們反思的現象. 因為這已經超越本地居民跟新移民差異的問題了, 而是對整個社福政策的取態.
2011年3月12日
日本地震
首先希望今次地震不要造成重大人命傷亡, 一般日本民眾能平安渡過難關.
接下來是比較政治類的相關事情. 幾天前都說過了, 民主黨幹部‧外長前原誠司因獻金醜聞下台. 而昨日又爆出連首相菅直人都涉嫌收受非法政治獻金. 本來今天各大日媒都蠢蠢欲動準備展開對菅內閣的新一輪攻勢, 不過現在因為地震發生而改變了, 菅直人的醜聞事件暫時被放過一馬. 除此之外, 菅內閣對地震後的應變也是他們能否撐下去的關鍵點. 今次地震恐怕是日本多年來死傷及損害最慘重的一次. 如果菅內閣能夠有效應對危機, 有可能令政權起死回生. 另外, 前原離任後菅內閣立即轉向強調中日關係的重要性. 外國對日本的救援會否包括中國呢?
今次地震還意外地影響到另一處的政治, 那就是台灣.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幾日前就做出各種部署, 在今天下午宣佈參選 2012 總統大選, 各台媒也立即反應, 但蔡英文的新聞不到數小時就被突發的日本地震和海嘯所淹沒而不見蹤影. 明天各大台媒的重點新聞應該還是日本地震, 也就是說今次蔡英文想搶版面的行動是完全失敗了. 無法先聲奪人會否打擊蔡英文參選的勢頭? 還有待觀察.
接下來是比較政治類的相關事情. 幾天前都說過了, 民主黨幹部‧外長前原誠司因獻金醜聞下台. 而昨日又爆出連首相菅直人都涉嫌收受非法政治獻金. 本來今天各大日媒都蠢蠢欲動準備展開對菅內閣的新一輪攻勢, 不過現在因為地震發生而改變了, 菅直人的醜聞事件暫時被放過一馬. 除此之外, 菅內閣對地震後的應變也是他們能否撐下去的關鍵點. 今次地震恐怕是日本多年來死傷及損害最慘重的一次. 如果菅內閣能夠有效應對危機, 有可能令政權起死回生. 另外, 前原離任後菅內閣立即轉向強調中日關係的重要性. 外國對日本的救援會否包括中國呢?
今次地震還意外地影響到另一處的政治, 那就是台灣.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幾日前就做出各種部署, 在今天下午宣佈參選 2012 總統大選, 各台媒也立即反應, 但蔡英文的新聞不到數小時就被突發的日本地震和海嘯所淹沒而不見蹤影. 明天各大台媒的重點新聞應該還是日本地震, 也就是說今次蔡英文想搶版面的行動是完全失敗了. 無法先聲奪人會否打擊蔡英文參選的勢頭? 還有待觀察.
2011年3月10日
無 Budget 無政府
今次事件頗特殊, 稍為短評一下.
政府臨時預算案被否決, 惹來政府會否因為程序問題沒錢開工的疑問. 這其實不是沒有先例, 但當然我又是在引外國的.
1995 年美國, 當時總統克林頓 Bill Clinton 因為大搞各種改革而民望下跌, 令共和黨在國會選舉中勝出. 共和黨眾議院領袖 (兼議長) 金里奇 Newt Gingrich 就跟克林頓搞全面抗爭, 連政府預算案都不接受, 而克林頓也"企硬"不妥協, 結果沒有預算案成立, 政府陷入了程序上的財政危機. 由於這個關係, 政府部門竟然陸續開始關門休假, 人民怨聲載道, 克林頓跟金里奇也互相攻擊對方才是原兇. 這無疑是兩人之間的一場政治 "show hand" 式豪賭, 因為不惜政府關門大吉影響大眾生活也要"企硬"的做法萬一反噬後果必然嚴重. 結果金里奇因處理不當賭輸了, 克林頓反而民望反彈, 成功逼使其他共和黨員協商折衷方案, 還在次年 (1996) 的總統選舉中成功連任.
這事例對香港有甚麼啟示? 首先, 雖然美國當年的爭端同樣來自兩派角力, 但現時香港的立法會並不是由"反對派"控制; 今次的事件只是因為很多建制派上京開會 "班馬" 失敗而造成政府 "失了預算" (語帶雙關喔), 如果議會回復正常這件事情就可以解決. 但另一方面, 政府+建制派會否將事件變成跟泛民之間的 "政治 show hand" 才是更重要. 而如果事情真的演變成這樣, 實在很難說誰贏面較大. 政府跟建制派雖然威信不足, 但派了六千元爭取民心, 而且程序上今次的確是由泛民否決引起, 政府要拼的話不是完全沒支持. 泛民雖然一般支持度較高, 但六千元派不派還有新移民考慮, 都令泛民有潛在弱點, 並非完全處於優勢. 除此之外, 即使最後問題解決了, 有個新的臨時撥款出來, "三輸"的機會還是很高: 政府短期的行政混亂, 政客因製造亂局民望下挫, 還有市民更加明白"垃圾會"的確是"垃圾會". 至於"三贏"? 我真是想爆頭都想不出怎樣可以"三贏".
政府臨時預算案被否決, 惹來政府會否因為程序問題沒錢開工的疑問. 這其實不是沒有先例, 但當然我又是在引外國的.
1995 年美國, 當時總統克林頓 Bill Clinton 因為大搞各種改革而民望下跌, 令共和黨在國會選舉中勝出. 共和黨眾議院領袖 (兼議長) 金里奇 Newt Gingrich 就跟克林頓搞全面抗爭, 連政府預算案都不接受, 而克林頓也"企硬"不妥協, 結果沒有預算案成立, 政府陷入了程序上的財政危機. 由於這個關係, 政府部門竟然陸續開始關門休假, 人民怨聲載道, 克林頓跟金里奇也互相攻擊對方才是原兇. 這無疑是兩人之間的一場政治 "show hand" 式豪賭, 因為不惜政府關門大吉影響大眾生活也要"企硬"的做法萬一反噬後果必然嚴重. 結果金里奇因處理不當賭輸了, 克林頓反而民望反彈, 成功逼使其他共和黨員協商折衷方案, 還在次年 (1996) 的總統選舉中成功連任.
這事例對香港有甚麼啟示? 首先, 雖然美國當年的爭端同樣來自兩派角力, 但現時香港的立法會並不是由"反對派"控制; 今次的事件只是因為很多建制派上京開會 "班馬" 失敗而造成政府 "失了預算" (語帶雙關喔), 如果議會回復正常這件事情就可以解決. 但另一方面, 政府+建制派會否將事件變成跟泛民之間的 "政治 show hand" 才是更重要. 而如果事情真的演變成這樣, 實在很難說誰贏面較大. 政府跟建制派雖然威信不足, 但派了六千元爭取民心, 而且程序上今次的確是由泛民否決引起, 政府要拼的話不是完全沒支持. 泛民雖然一般支持度較高, 但六千元派不派還有新移民考慮, 都令泛民有潛在弱點, 並非完全處於優勢. 除此之外, 即使最後問題解決了, 有個新的臨時撥款出來, "三輸"的機會還是很高: 政府短期的行政混亂, 政客因製造亂局民望下挫, 還有市民更加明白"垃圾會"的確是"垃圾會". 至於"三贏"? 我真是想爆頭都想不出怎樣可以"三贏".
"小勒龐"民望第一
在法國的政客當中, 除了兩大黨的幹部跟高官之外, 外國人鮮會留意他們. 有一個例外: 以極右排外主張聞名的勒龐 Jean-Marie Le Pen. 雖然他的政黨國民陣線 National Front 在選舉中表現相當不起眼, Le Pen 本人卻因在 2002 年的總統大選中以第二名出線, 差一步當選法國總統 (輸了給第一的希拉克 Chirac) 而獲得國際注目. Le Pen 最近退休了, 由他的女兒 Marine Le Pen 接任 National Front 黨領導. 小勒龐的主張較老勒龐溫和 (雖然仍被歸為極右), 民望也比較高. 加上現任總統薩爾科齊 Sarkozy 民望下滑, 令小勒龐在最近的民調中得益. 有民調甚至指她的民望比 Sarkozy 和反對黨社會黨 Socialist Party 領袖 Martine Aubry 等人更高, 在眾政客中最高. 難道今次小勒龐真的有望當選總統?
那倒很難. 這是因為法國總統選舉是採用兩輪投票制. 如果在第一輪投票中沒有候選人即時獲得過半票數 (基本上每次都這樣), 那最高票的兩名候選人 (多數是左右兩大陣營的大老) 將晉身第二輪投票一決勝負. 因此, 候選人的選舉策略將會如此: 在第一輪時盡量擠身頭兩名, 然後在第二輪時向中間靠攏拉更多票. 因此第一輪是第一還是第二跟第二輪時能否當選沒必然關係: 重要的是第二輪投票時能吸引多少已經確定落選的第一輪候選人的支持者. 我們可以看看老勒龐當年的表現, 就明白為何小勒龐民望最高也不會當選總統.
2002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1st round)
1. Jacques Chirac Rally for the Republic 19.88%
2. Jean-Marie Le Pen National Front 16.86%
3. Lionel Jospin Socialist Party 16.18%
(2nd round)
1. Jacques Chirac Rally for the Republic 82.21%
2. Jean-Marie Le Pen National Front 17.79%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輪投票中, 三個最高票的候選人都只有不足 20% 選票, 可見要在第一輪中勝出是非常困難, 這跟法國政治意識形態複雜有關. 而在這當中, 左派社會黨的 Jospin (當時總理) 意外以些微票數敗給老勒龐, 未能晉身第二輪投票. 可是即使 Le Pen 晉身第二輪投票, 他卻未能吸引新票源; 相反希拉克則壓倒性的獲得所有其他選民支持而大勝. 這也反映了我所說的第一輪跟第二輪無必然關係: 在第二輪投票時, 隨時有超過 50% 選民會因為原本支持的候選人落敗而變成游離票, 因此如何爭取他們變成關鍵. 由於老勒龐爭取不到他們支持, 他原本在第一輪只差希拉克 3%, 在第二輪卻變成差 6x% 的大敗.
以上的情況很有可能重演在小勒龐身上; 她可能晉身決賽, 卻必定落敗. (順帶一提下屆法國總統選舉在明年 2012.) 可是這卻不代表法國人就無須關心選舉. 首先, 如果她真的能在選舉中維持優勢而晉身決賽, 那就代表跟 2002 時一樣左右兩大黨也只有其中一方能晉身決賽. 而因為小勒龐在決賽中必敗, 兩大黨中成功晉身至第二輪者對上她可說是必贏. 因此事實上第一輪投票就是決勝負的一次投票. 這將嚴重影響到兩大黨的競選部署. 同時, 現在這個形勢也跟 2002 年有一個很大差別. 2002 年時老勒龐跑出不是因為他的民望飆高, 而是因為左派分裂太多人參選, 令社會黨大老 Jospin 得票比預期低. 但今次小勒龐個人民望的確是較她爸有大進步. 而因為她基本上是右派的, 很可能會分薄同屬右派的總統 Sarkozy 的票, 令左派得利. 當然左派的情況也仍未穩定, 但至少 Sarkozy 要連任, 恐怕不及 Chirac 當時樂觀.
補充: 部份被認為可能參選的人 (及當選機率)
Nicolas Sarkozy (UMP) 現任總統 >> 高機率
Martine Aubry (Socialist) 社會黨領導 >> 中機率
Dominique Strauss-Kahn (Socialist) IMF總裁, 前財政部長 >> 中機率
Ségolène Royal (Socialist) 上屆總統候選人 >> 中機率
Marine Le Pen (National Front) >> 中機率
Dominique de Villepin (République solidaire) 前總理 >> 低機率
François Bayrou (Modem) >> 低機率
Olivier Besancenot (Anticapitalist Party) >> 低機率
那倒很難. 這是因為法國總統選舉是採用兩輪投票制. 如果在第一輪投票中沒有候選人即時獲得過半票數 (基本上每次都這樣), 那最高票的兩名候選人 (多數是左右兩大陣營的大老) 將晉身第二輪投票一決勝負. 因此, 候選人的選舉策略將會如此: 在第一輪時盡量擠身頭兩名, 然後在第二輪時向中間靠攏拉更多票. 因此第一輪是第一還是第二跟第二輪時能否當選沒必然關係: 重要的是第二輪投票時能吸引多少已經確定落選的第一輪候選人的支持者. 我們可以看看老勒龐當年的表現, 就明白為何小勒龐民望最高也不會當選總統.
2002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1st round)
1. Jacques Chirac Rally for the Republic 19.88%
2. Jean-Marie Le Pen National Front 16.86%
3. Lionel Jospin Socialist Party 16.18%
(2nd round)
1. Jacques Chirac Rally for the Republic 82.21%
2. Jean-Marie Le Pen National Front 17.79%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輪投票中, 三個最高票的候選人都只有不足 20% 選票, 可見要在第一輪中勝出是非常困難, 這跟法國政治意識形態複雜有關. 而在這當中, 左派社會黨的 Jospin (當時總理) 意外以些微票數敗給老勒龐, 未能晉身第二輪投票. 可是即使 Le Pen 晉身第二輪投票, 他卻未能吸引新票源; 相反希拉克則壓倒性的獲得所有其他選民支持而大勝. 這也反映了我所說的第一輪跟第二輪無必然關係: 在第二輪投票時, 隨時有超過 50% 選民會因為原本支持的候選人落敗而變成游離票, 因此如何爭取他們變成關鍵. 由於老勒龐爭取不到他們支持, 他原本在第一輪只差希拉克 3%, 在第二輪卻變成差 6x% 的大敗.
以上的情況很有可能重演在小勒龐身上; 她可能晉身決賽, 卻必定落敗. (順帶一提下屆法國總統選舉在明年 2012.) 可是這卻不代表法國人就無須關心選舉. 首先, 如果她真的能在選舉中維持優勢而晉身決賽, 那就代表跟 2002 時一樣左右兩大黨也只有其中一方能晉身決賽. 而因為小勒龐在決賽中必敗, 兩大黨中成功晉身至第二輪者對上她可說是必贏. 因此事實上第一輪投票就是決勝負的一次投票. 這將嚴重影響到兩大黨的競選部署. 同時, 現在這個形勢也跟 2002 年有一個很大差別. 2002 年時老勒龐跑出不是因為他的民望飆高, 而是因為左派分裂太多人參選, 令社會黨大老 Jospin 得票比預期低. 但今次小勒龐個人民望的確是較她爸有大進步. 而因為她基本上是右派的, 很可能會分薄同屬右派的總統 Sarkozy 的票, 令左派得利. 當然左派的情況也仍未穩定, 但至少 Sarkozy 要連任, 恐怕不及 Chirac 當時樂觀.
補充: 部份被認為可能參選的人 (及當選機率)
Nicolas Sarkozy (UMP) 現任總統 >> 高機率
Martine Aubry (Socialist) 社會黨領導 >> 中機率
Dominique Strauss-Kahn (Socialist) IMF總裁, 前財政部長 >> 中機率
Ségolène Royal (Socialist) 上屆總統候選人 >> 中機率
Marine Le Pen (National Front) >> 中機率
Dominique de Villepin (République solidaire) 前總理 >> 低機率
François Bayrou (Modem) >> 低機率
Olivier Besancenot (Anticapitalist Party) >> 低機率
2011年3月8日
日本外相辭職
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因獻金醜聞辭職. 具體來說, 一位居日韓僑大嬸向前原捐錢, 而因為日本法律上不容許收受外國人政治獻金, 前原要辭職. 日本有官員因為獻金醜聞辭職不是奇事, 但今次將影響很多因素.
首先, 現在執政的菅直人內閣本身就受內外困擾交逼. 對外, 民主黨的整體民望在下降, 在野黨都在圍插政府. 對內, 民主黨派系競爭白熱化, 特別是前幹部小澤一郎的派系叛變的跡象越來越明顯; 很多小澤派的成員都公開批評菅直人一派跟政府. 前原的辭職不但會令菅直人的政府威信受挫, 前原本身也是對抗小澤派的要員之一, 他的辭職會令菅直人遭到內外夾擊的情況更嚴峻.
其次, 今次的獻金醜聞其實本身不是太大件事. 雖然收受外國人捐獻是犯法, 但今次涉及的金額其實很小, 而且也沒有證據顯示該名韓僑大嬸是存心害前原, 所以硬要撐的話前原其實應該可以捱過今次事件的. 但前原依然辭職, 這就顯示他為了快刀斬亂麻解決事件不惜拋棄菅直人派. 畢竟前原本身民望不錯, 也是民主黨高層, 本來是被看上有機會問鼎領導之位的. 前原今次的應變, 跟他目指領導之位不無關係. 同時, 菅的地位日益下降, 也令民主黨要易帥的機會更大, 前原跟小澤, 甚至其他幹部到時候會如何搞出一翻權力鬥爭將會相當觸目.
第三, 菅直人政權如此不穩, 他會否辭職或解散國會的疑問已經浮面. 他當初上場時我原本以為他可以撐久一點, 但他的表現比想像中差, 民望也下滑得比想像中快, 現在日本政界似乎已經在預期菅直人很快就會離開. 如果他走了, 日本政局不穩的情況將更明顯: 因為自小泉之後已經連續五個首相只能做一年就要離開了(*菅直人在去年六月上任). 而民主黨的形象也會更差: 它最初勝選是因為批評自民黨執政不力, 如果現在民主黨自己也重現這個狀況, 下屆選舉恐怕不容樂觀. 如果民主自民兩大黨都表現得差, 那以後日本選民能如何選擇?
第四, 前原上台後一直被認為是個對華較強硬的外相. 菅直人內閣整體也比之前的鳩山內閣親美遠華. 例如釣魚台事件, 還有中國軍備問題, 前原跟菅內閣都高調回應. 甚至有說法是釣魚台事件發生時前原故意拖慢對華的反應, 令事件惡化. 前原下台, 還有如果之後菅直人也要下台, 很有可能影響日本外交政策走向. 中方跟美方今次也是密切注意著事態發展.
最後, 今次事件也突顯了日本"外國人參政權"的問題. 其實這位韓僑大嬸已經居日多年, 但一直未有入籍, 也因此不享有很多政治權利. 而跟她一樣地, 日本有接近 1% 的人口是長期居日的華僑跟韓僑, 這些人的政治權利問題 ("外國人參政權") 一向都很棘手, 特別是受到保守派跟網上憤青的抵制和攻擊. 僅管這些人都當自己是半個日本人, 但因為日本對國民身份定義偏向保守 (反映在保守派的反對上), 也不承認雙重國籍, 這些人一直都陷入兩難之中. 在這個事項上, 民主黨是偏向開放和支援居日外國人的, 而自民黨則是堅決反對. 今次事件會否又引起社會討論"外國人參政權", 也是個次要但可以潛在地很重要的一點.
首先, 現在執政的菅直人內閣本身就受內外困擾交逼. 對外, 民主黨的整體民望在下降, 在野黨都在圍插政府. 對內, 民主黨派系競爭白熱化, 特別是前幹部小澤一郎的派系叛變的跡象越來越明顯; 很多小澤派的成員都公開批評菅直人一派跟政府. 前原的辭職不但會令菅直人的政府威信受挫, 前原本身也是對抗小澤派的要員之一, 他的辭職會令菅直人遭到內外夾擊的情況更嚴峻.
其次, 今次的獻金醜聞其實本身不是太大件事. 雖然收受外國人捐獻是犯法, 但今次涉及的金額其實很小, 而且也沒有證據顯示該名韓僑大嬸是存心害前原, 所以硬要撐的話前原其實應該可以捱過今次事件的. 但前原依然辭職, 這就顯示他為了快刀斬亂麻解決事件不惜拋棄菅直人派. 畢竟前原本身民望不錯, 也是民主黨高層, 本來是被看上有機會問鼎領導之位的. 前原今次的應變, 跟他目指領導之位不無關係. 同時, 菅的地位日益下降, 也令民主黨要易帥的機會更大, 前原跟小澤, 甚至其他幹部到時候會如何搞出一翻權力鬥爭將會相當觸目.
第三, 菅直人政權如此不穩, 他會否辭職或解散國會的疑問已經浮面. 他當初上場時我原本以為他可以撐久一點, 但他的表現比想像中差, 民望也下滑得比想像中快, 現在日本政界似乎已經在預期菅直人很快就會離開. 如果他走了, 日本政局不穩的情況將更明顯: 因為自小泉之後已經連續五個首相只能做一年就要離開了(*菅直人在去年六月上任). 而民主黨的形象也會更差: 它最初勝選是因為批評自民黨執政不力, 如果現在民主黨自己也重現這個狀況, 下屆選舉恐怕不容樂觀. 如果民主自民兩大黨都表現得差, 那以後日本選民能如何選擇?
第四, 前原上台後一直被認為是個對華較強硬的外相. 菅直人內閣整體也比之前的鳩山內閣親美遠華. 例如釣魚台事件, 還有中國軍備問題, 前原跟菅內閣都高調回應. 甚至有說法是釣魚台事件發生時前原故意拖慢對華的反應, 令事件惡化. 前原下台, 還有如果之後菅直人也要下台, 很有可能影響日本外交政策走向. 中方跟美方今次也是密切注意著事態發展.
最後, 今次事件也突顯了日本"外國人參政權"的問題. 其實這位韓僑大嬸已經居日多年, 但一直未有入籍, 也因此不享有很多政治權利. 而跟她一樣地, 日本有接近 1% 的人口是長期居日的華僑跟韓僑, 這些人的政治權利問題 ("外國人參政權") 一向都很棘手, 特別是受到保守派跟網上憤青的抵制和攻擊. 僅管這些人都當自己是半個日本人, 但因為日本對國民身份定義偏向保守 (反映在保守派的反對上), 也不承認雙重國籍, 這些人一直都陷入兩難之中. 在這個事項上, 民主黨是偏向開放和支援居日外國人的, 而自民黨則是堅決反對. 今次事件會否又引起社會討論"外國人參政權", 也是個次要但可以潛在地很重要的一點.
2011年3月5日
從派錢風波看政制 II : 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現在傳媒跟網民都關注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但我在上一篇文章中都說過, 我認為這根本是政治的正常現象; 畢竟政府是不可能明知議案不會被通過也硬上, 否則最後議案被否決難看的只是自己. 相反即使妥協了, 如果妥協內容本身是符合外界期望, 那問題反而不大. 所以政府出於政治環境需要而轉態其實是正常的. 可是我倒是對政黨的"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比較關心. 鬍鬚曾是非民選的, 他本人也是公務員出身, 某程度上只是個高級打工仔, 個人立場不堅定其實並不奇怪. 但政黨作為市民代表, 如果只是從民主的角度來看, 他們"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反而比較值得審視. 上次文章主要集中在行政立法關係, 今次則集中在政客跟民眾的關係.
上次都講過, 民主理論中對政客跟民眾的關係有兩種大取態. 一種是政客應該是純粹代表民意, 完全跟隨民意行事, 政客本身意見是次要的; 而另一種則認為政客應該自己思考甚麼最符合市民利益, 選舉只是讓市民選出最有判斷力的政客的過程. 這兩者會對"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的政客有不同理解. 民選政客"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這表面上看當然很有問題, 但並不一定是不合理的. 如果我們採用第一種取態, 那只要民意本身也是"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改變了, 政客也跟著這樣做也沒問題; 而如果我們採用第二種取態, 我們就要仔細看政客是基於甚麼突然改變判斷, 但只要這理據是合理的政客這麼做也依然可以勉強被接受.
正如我之前也講過, 正常來說財政司不可能100%閉門造車, 應該有向政黨"放風"過試探水溫. 但當預算案第一版推出時, 民意立即有超大回響, 政黨(特別是建制派)也高分貝圍插鬍鬚曾, 結果鬍鬚曾要更改內容. 而即使更改過後, 該方案依然被插. 這裡我想到三個問題.
一, 建制派是不是原本不反對第一版預算案, 只是看到民意後才轉態? 那這種做法就是"取態一: 政客依民意行事". 但奇怪的是, 建制派平日是依民意行事的嗎? 大家心中有數. 為什麼今次就這麼重視民意呢? 是今次民意反響太大? 考慮到選舉在即? 還是"上頭"怕茉莉開花而要建制派"執生"? 當然, 三種原因可以是並存的, 甚至很有可能的確是三管齊下才逼建制派跟隨民意. 但即使有時候原因一跟二存在, 我們也看不到建制派轉態, 如23條事件. 所以到最後"上頭"指示的重要性其實可能比大家想像中大. 如此一來我們倒是要多謝突尼西亞人令我們每人多了六千港元了?
二, 民主派現在又說要為新移民爭取也領六千元, 而這無疑是不會受多數市民歡迎的. 這種做法就是"取態二: 政客自己判斷". 當然民主派這麼做是基於完全自由平等的想法, 這也的確是他們存在的核心價值, 從理想主義來說很難怪他們這樣做. 但這種因理想主義而跟民意脫節的做法是否任何事項上都適合呢? 我很懷疑. 當然我們也可以很陰謀論地想, 他們是要以零代價爭取新移民支持, 因為民主派明知道自己的票數是不足以阻止預算案的, 所以他們即使口中說要為新移民爭取, 實際上也可能做不到. 但如果政府真是"上腦"了答應要派給新移民, 民主派怎麼收拾殘局? 我不認為新移民的支持可以彌補一般市民的流失. 而無疑這種市民跟新移民完全平等待遇的事例一多, 對以後社會政策帶來的影響是可大可小.
三, 民意的變動與政客的反應. 民意先是反對六千元注入強積金, 之後改成直接派發也還是反對. 政府怎麼做都受到反對. 這到底顯示政府回應民意不足? 還是市民本身沒有立場飄忽? 如果是後者, 民意經常改變, 那對以後管治將會造成困難; 無論是政府還是政黨都越來越難回應市民訴求, 極端來說會變到越來越 ungovernable 無法管治. 當然如果這是屬實, 我們也應該研究其成因, 畢竟正常來說民意是不應該如此奇怪的. 但某程度上兩個問題可以是關連的: 因為政府長期應對民意不足, 令市民對政府失去信心, 也令市民對政府要求越來越刁鑽. 這個講法的猜測成份比之前的為高, 但無論如何這個現象的成因跟影響都是很需要政府跟政黨正視的.
Otto von Bismarck, 1871-1890 德意志帝國總理
Benjamin Disraeli, 1868; 1874-80 英國首相
Robert Gascoyne-Cecil, 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 1885-86; 1886-92; 1895-02 英國首相
最後講一講一個不是針對今次預算案本身, 而是整個意識形態上的"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建制派, 特別是商界代表, 之前不是常常說民主下政策會短視跟民粹嗎? 所以需要保留功能組別嗎? 可是現在他們自己就支持了短視跟民粹的政策: 派 cash. 民主下才會短視跟民粹? 非民主就不會? 我們看到了並不是必然關係.
事實上從歷史來看, 我們也可以找到反民主人士反而短視跟民粹的例子. 接近的: 中東油王們都對國民大派福利, 而不少相關政策無疑是好大喜功跟短視的. 遠一點的: 大家知道近代社會最早大搞福利改革的人們是誰嗎? 他們都是保守派甚至反民主人士哦: 德國的鐵血首相卑斯麥跟英國保守黨首相的迪斯雷利和梳士巴利侯爵. 特別是卑斯麥, 他的反民主取態可是非常有名; 而梳士巴利侯爵也多次反對民主改革.
為什麼反民主人士要搞民粹搞福利? 因為他們害怕革命. 特別是德國, 當時比英國更封閉, 社會主義也更激進 (德國社民黨在當年已經聲勢浩大, 英國工黨反而較遲崛起), 令堂堂鐵血首相也要低頭, 不斷提出福利改革改善工人狀況. 為何害怕社會主義革命卻搞社會主義? 那是因為他們害怕的不是現在我們認識的溫和社會主義, 而是還在講階級鬥爭跟武力革命的社會主義. 如果發生革命, 那他們這班保守派就甚麼都沒有了. 這也回到了我之前講關於革命的威脅能迫使保守派政改的文章內容.
而他們的做法也看的出來一點: 民粹跟福利不一定等於短視. 相反, 有時福利政策一但落實就很難收回, 其實是非常長視的. 而透過長期的福利政策, 社會多一點和諧, 讓保守派有更長時間掌權, 也可以看出來這些保守派搞福利政策時他們的考慮是長視的. 所以雖然表面上政府開支加大了, 但社會問題也減少了, 其實整體上不一定就是"倒錢落海" (當然如何平衡讓負荷不超重也很重要). 在這方面卑斯麥的確很成功; 雖然福利政策未能阻止社民黨崛起, 但這個社民黨卻越趨溫和, 而德意志帝國內部一直都未受到很大的革命威脅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衝擊為止).
反而現在港府跟建制派這種"今次派彩虹糖, 下次派瑞士糖"的短視做法就真是有夠白痴; 不但讓人看不到誠意跟信服, 反而造成了反效果, 可謂陪了夫人又折兵. 政府這麼喜歡派糖, 不如下次鬍鬚曾趁海水公園全城哈囉喂時去 trick or treat 派一下好了, 起碼還有娛樂效果.
當然用來跟香港建制派相比, 就真是侮辱了卑斯麥, 迪斯雷利和梳士巴利侯爵他們了; 他們之間的手段高低差距真是大家"心照". 但這麼一比反而讓大家更明白香港建制派到底水平有多低, 他們講的話有多廢. 一, 民主還是不民主, 跟甚麼政策短視, 民粹和福利沒必然關係. 二, 他們"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更加顯示出他們無論在理論層面上還是實質層面上都多麼沒內容; 香港實在不需要這麼低水平的政客. 最後, 如果"上頭"要香港別開茉莉花或是紫荊花, 第一件要做的事實在應該是踢走這班低質素的代理人; 即使只是扯線公仔也好, 至少找一些高質素一點的吧 orz
上次都講過, 民主理論中對政客跟民眾的關係有兩種大取態. 一種是政客應該是純粹代表民意, 完全跟隨民意行事, 政客本身意見是次要的; 而另一種則認為政客應該自己思考甚麼最符合市民利益, 選舉只是讓市民選出最有判斷力的政客的過程. 這兩者會對"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的政客有不同理解. 民選政客"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這表面上看當然很有問題, 但並不一定是不合理的. 如果我們採用第一種取態, 那只要民意本身也是"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改變了, 政客也跟著這樣做也沒問題; 而如果我們採用第二種取態, 我們就要仔細看政客是基於甚麼突然改變判斷, 但只要這理據是合理的政客這麼做也依然可以勉強被接受.
正如我之前也講過, 正常來說財政司不可能100%閉門造車, 應該有向政黨"放風"過試探水溫. 但當預算案第一版推出時, 民意立即有超大回響, 政黨(特別是建制派)也高分貝圍插鬍鬚曾, 結果鬍鬚曾要更改內容. 而即使更改過後, 該方案依然被插. 這裡我想到三個問題.
一, 建制派是不是原本不反對第一版預算案, 只是看到民意後才轉態? 那這種做法就是"取態一: 政客依民意行事". 但奇怪的是, 建制派平日是依民意行事的嗎? 大家心中有數. 為什麼今次就這麼重視民意呢? 是今次民意反響太大? 考慮到選舉在即? 還是"上頭"怕茉莉開花而要建制派"執生"? 當然, 三種原因可以是並存的, 甚至很有可能的確是三管齊下才逼建制派跟隨民意. 但即使有時候原因一跟二存在, 我們也看不到建制派轉態, 如23條事件. 所以到最後"上頭"指示的重要性其實可能比大家想像中大. 如此一來我們倒是要多謝突尼西亞人令我們每人多了六千港元了?
二, 民主派現在又說要為新移民爭取也領六千元, 而這無疑是不會受多數市民歡迎的. 這種做法就是"取態二: 政客自己判斷". 當然民主派這麼做是基於完全自由平等的想法, 這也的確是他們存在的核心價值, 從理想主義來說很難怪他們這樣做. 但這種因理想主義而跟民意脫節的做法是否任何事項上都適合呢? 我很懷疑. 當然我們也可以很陰謀論地想, 他們是要以零代價爭取新移民支持, 因為民主派明知道自己的票數是不足以阻止預算案的, 所以他們即使口中說要為新移民爭取, 實際上也可能做不到. 但如果政府真是"上腦"了答應要派給新移民, 民主派怎麼收拾殘局? 我不認為新移民的支持可以彌補一般市民的流失. 而無疑這種市民跟新移民完全平等待遇的事例一多, 對以後社會政策帶來的影響是可大可小.
三, 民意的變動與政客的反應. 民意先是反對六千元注入強積金, 之後改成直接派發也還是反對. 政府怎麼做都受到反對. 這到底顯示政府回應民意不足? 還是市民本身沒有立場飄忽? 如果是後者, 民意經常改變, 那對以後管治將會造成困難; 無論是政府還是政黨都越來越難回應市民訴求, 極端來說會變到越來越 ungovernable 無法管治. 當然如果這是屬實, 我們也應該研究其成因, 畢竟正常來說民意是不應該如此奇怪的. 但某程度上兩個問題可以是關連的: 因為政府長期應對民意不足, 令市民對政府失去信心, 也令市民對政府要求越來越刁鑽. 這個講法的猜測成份比之前的為高, 但無論如何這個現象的成因跟影響都是很需要政府跟政黨正視的.
Otto von Bismarck, 1871-1890 德意志帝國總理
Benjamin Disraeli, 1868; 1874-80 英國首相
Robert Gascoyne-Cecil, 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 1885-86; 1886-92; 1895-02 英國首相
最後講一講一個不是針對今次預算案本身, 而是整個意識形態上的"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建制派, 特別是商界代表, 之前不是常常說民主下政策會短視跟民粹嗎? 所以需要保留功能組別嗎? 可是現在他們自己就支持了短視跟民粹的政策: 派 cash. 民主下才會短視跟民粹? 非民主就不會? 我們看到了並不是必然關係.
事實上從歷史來看, 我們也可以找到反民主人士反而短視跟民粹的例子. 接近的: 中東油王們都對國民大派福利, 而不少相關政策無疑是好大喜功跟短視的. 遠一點的: 大家知道近代社會最早大搞福利改革的人們是誰嗎? 他們都是保守派甚至反民主人士哦: 德國的鐵血首相卑斯麥跟英國保守黨首相的迪斯雷利和梳士巴利侯爵. 特別是卑斯麥, 他的反民主取態可是非常有名; 而梳士巴利侯爵也多次反對民主改革.
為什麼反民主人士要搞民粹搞福利? 因為他們害怕革命. 特別是德國, 當時比英國更封閉, 社會主義也更激進 (德國社民黨在當年已經聲勢浩大, 英國工黨反而較遲崛起), 令堂堂鐵血首相也要低頭, 不斷提出福利改革改善工人狀況. 為何害怕社會主義革命卻搞社會主義? 那是因為他們害怕的不是現在我們認識的溫和社會主義, 而是還在講階級鬥爭跟武力革命的社會主義. 如果發生革命, 那他們這班保守派就甚麼都沒有了. 這也回到了我之前講關於革命的威脅能迫使保守派政改的文章內容.
而他們的做法也看的出來一點: 民粹跟福利不一定等於短視. 相反, 有時福利政策一但落實就很難收回, 其實是非常長視的. 而透過長期的福利政策, 社會多一點和諧, 讓保守派有更長時間掌權, 也可以看出來這些保守派搞福利政策時他們的考慮是長視的. 所以雖然表面上政府開支加大了, 但社會問題也減少了, 其實整體上不一定就是"倒錢落海" (當然如何平衡讓負荷不超重也很重要). 在這方面卑斯麥的確很成功; 雖然福利政策未能阻止社民黨崛起, 但這個社民黨卻越趨溫和, 而德意志帝國內部一直都未受到很大的革命威脅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衝擊為止).
反而現在港府跟建制派這種"今次派彩虹糖, 下次派瑞士糖"的短視做法就真是有夠白痴; 不但讓人看不到誠意跟信服, 反而造成了反效果, 可謂陪了夫人又折兵. 政府這麼喜歡派糖, 不如下次鬍鬚曾趁海水公園全城哈囉喂時去 trick or treat 派一下好了, 起碼還有娛樂效果.
當然用來跟香港建制派相比, 就真是侮辱了卑斯麥, 迪斯雷利和梳士巴利侯爵他們了; 他們之間的手段高低差距真是大家"心照". 但這麼一比反而讓大家更明白香港建制派到底水平有多低, 他們講的話有多廢. 一, 民主還是不民主, 跟甚麼政策短視, 民粹和福利沒必然關係. 二, 他們"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更加顯示出他們無論在理論層面上還是實質層面上都多麼沒內容; 香港實在不需要這麼低水平的政客. 最後, 如果"上頭"要香港別開茉莉花或是紫荊花, 第一件要做的事實在應該是踢走這班低質素的代理人; 即使只是扯線公仔也好, 至少找一些高質素一點的吧 orz
2011年3月4日
2011年3月3日
從派錢風波看政制
財政預算案公佈了. "為支持而支持"的保皇黨竟然造反調轉槍頭指向財政司司長鬍鬚曾, 而原本立場強硬指不會更改內容的鬍鬚曾在數日後就打倒數日前的自己更改了內容. 某個經常上傳媒的分析員又說香港"行政主導"蕩然無存. 泛民支持者投訴政府只有咨詢保皇黨不咨詢民主派是親疏有別. 又有部份不自私的市民指出派錢只有短期效果, 長遠無助解決任何社會問題......總之好像很多問題立即就浮上了檯面. 現在就來分析一下.
"派錢只有短期效果, 長遠無助解決問題". 事實上很多時候民主制度就被批評為短視跟民粹. 某程度上這個批評有很多例子. 最主要是選舉時間越接近, 議員回應選民意見的重要性就越高, 也因此議員的決策會偏向短視跟民粹.
例如美國眾議院每兩年選舉一次. 考慮到大選跟初選在差不多半年前就開始, 而在這之前政客又要籌錢準備選舉工程, 實際上那兩年任期當中有超過一年時間是要用來應付選舉, 那就難免政客表現會比較貼近民意. 相對來說, 參議員是六年一屆, 很多分析都認為參議員會有較多時間貼近自己原本立場行事.
當然, 實際任期多長不一定是最重要. 例如台灣政客當選後一般應該有三四年任期, 依照上述道理的話不用那麼重視應對民意, 但台灣選舉風氣很重. 選完地方選舉傳媒又說要留意選立委, 選完立委又說要看向選總統, 選完總統又回到地方選舉......結果搞到天天都好像是選舉天, 政客應對民意時都經常措手不及.
這又涉及另一個跟民主有很大關係的議題. 我們現在眼見的民主制度其實應該被稱為"代議民主", 只是眾多民主制度中的其中一種. 而"代議民主", 顧名思義, 就是人民選出代理人由代理人去處理政務. 可是這個代理人應該要多忠實地代表人民呢? 應該 100% 每個事項都跟隨民意? 還是代理人應該加入自己判斷? 又, 如果民意對事項沒清楚反應時, 代理人又怎樣解讀民意? 這個題目本身可以寫一篇長文, 這裡就不詳述了. 但無論理論層面如何, 實際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選舉越近, 政客就越急於在選民面前表現自己.
可是, 即使民主有時候短視跟民粹, 那也不代表非民主就不是短視跟不是民粹. 而且民主制度一個很重要的一環是法治, 一般來說憲法不能胡亂大改, 而且很多政策一但放行後就很難更改, 所以民主也不是任何情況下都能短視跟民粹地處理事宜.
"政府親疏有別". 其實很多時候即使是民主政府, 他們重視的也只是夠不夠票, 才不管你親還是疏. 例如之前英國的教改就很多人反對, 但聯合政府數到夠票在手也一於少理. 奧巴馬的醫改方案也面臨重大爭議, 但夠票之下也是通過了.
不過這也不是必然. 這種"過半就是王道"的做法叫做 "majoritarianism", 即只要有 majority 就萬事都可以做, 萬事只看票數. 但也有學者指出有些民主國家是其相反的 "consociationalism" 或 "consensus-ism", 即政客在乎的不只是票數而是社會和諧, 所以即使已經確定夠票也會想辦法讓政策得到更多民意支持. 雖然第一種做法聽起來比較"那個", 但現實上在民主國家中並不是罕見, 而且如果我們將"少數服從多數"看做民主的基本原則, 那我們也不能說 majoritarianism, 甚至"親疏有別"是不民主.
當然, 香港現在根本不是一個民主政制, 多數建制派議員來自缺乏民意基礎的功能界別, 市民對這種"親疏有別"尤其反感也不無道理.
"行政主導蕩然無存". 這時候就要反問: 行政主導有存在過嗎? 其實香港的所謂"行政主導"從來都是個模糊的概念, 我們實在很難說到底它存不存在. 很多人指出"行政主導"體現在政府比立法會權力大, 但到底這個講法有多正確? 的確香港立法會議員權限相比外國是較少, 但今次事件也看得出來, 即使如此香港立法會議員本身所擁有的權限並不小, 政府多數政策還是需要過半議員支持才能落實. 所以我個人來說實在不覺得"行政主導"本身是個很成立的理論.
"保皇黨調轉槍頭". 這一點我曾經在較早前的文章提及過. 香港的政制實在是奇怪的: 特首跟行政團隊竟然要跟議會政黨分開. 這造成了一個行政跟立法從根本上存在衝突的潛力, 因為兩者的成員本身是不重疊跟互不相干的. 當然, 大事如政制其實是"阿爺"抓住的, 但有些瑣碎事如民生議題, "阿爺"不去抓緊的話就會出現漏洞讓行政跟立法衝突, 即使後者是在講保皇黨也是. 今次事件就完全曝露了香港政制的這個弱點. 如果行政跟立法是相連的, 政府怎麼可能會這麼笨推出一個全部人都反對的政策, 讓自己難看? 如果有, 那就真是100%的閉門造車了. 所以實際上在這個政制下, 行政跟立法關係其實是很重要的, 但港府那些官員竟然還是走去相信中共的政治分析, 自持甚麼"行政主導"擺出一副高姿態. 只能說"面係人家地比, 假係自己丟".
這也是一個對部份政治學者很大的困擾: 雖然很多學者愛用 "rational choice theory" 去分析政客, 但我們實在很少見到聰明的, 知道自己在做甚麼的 rational 政客.
至於"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這不是甚麼奇事. 應該反過來說, 如果有政客是一路下來立場堅定, 不會因為情況有變而自己也改變的, 那就真是奇蹟了. 當然這可能有點涉及誠信問題, 不過, 現在這年頭 who really cares 港府的誠信?
p.s. 某程度上行政跟立法有丁點兒關係, 那就是行政會議中有保皇黨代表. 我不肯定鬍鬚曾是自己一個制作財政預算案, 還是他有跟行政會議商討過. 如果是前者, 那就是我所指出的問題. 如果是後者, 那保皇黨事前知不知道預算案的內容? 如果他們早就知道, 那他們現在表現出來的行為就很值得大家再重新審視了.
"派錢只有短期效果, 長遠無助解決問題". 事實上很多時候民主制度就被批評為短視跟民粹. 某程度上這個批評有很多例子. 最主要是選舉時間越接近, 議員回應選民意見的重要性就越高, 也因此議員的決策會偏向短視跟民粹.
例如美國眾議院每兩年選舉一次. 考慮到大選跟初選在差不多半年前就開始, 而在這之前政客又要籌錢準備選舉工程, 實際上那兩年任期當中有超過一年時間是要用來應付選舉, 那就難免政客表現會比較貼近民意. 相對來說, 參議員是六年一屆, 很多分析都認為參議員會有較多時間貼近自己原本立場行事.
當然, 實際任期多長不一定是最重要. 例如台灣政客當選後一般應該有三四年任期, 依照上述道理的話不用那麼重視應對民意, 但台灣選舉風氣很重. 選完地方選舉傳媒又說要留意選立委, 選完立委又說要看向選總統, 選完總統又回到地方選舉......結果搞到天天都好像是選舉天, 政客應對民意時都經常措手不及.
這又涉及另一個跟民主有很大關係的議題. 我們現在眼見的民主制度其實應該被稱為"代議民主", 只是眾多民主制度中的其中一種. 而"代議民主", 顧名思義, 就是人民選出代理人由代理人去處理政務. 可是這個代理人應該要多忠實地代表人民呢? 應該 100% 每個事項都跟隨民意? 還是代理人應該加入自己判斷? 又, 如果民意對事項沒清楚反應時, 代理人又怎樣解讀民意? 這個題目本身可以寫一篇長文, 這裡就不詳述了. 但無論理論層面如何, 實際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選舉越近, 政客就越急於在選民面前表現自己.
可是, 即使民主有時候短視跟民粹, 那也不代表非民主就不是短視跟不是民粹. 而且民主制度一個很重要的一環是法治, 一般來說憲法不能胡亂大改, 而且很多政策一但放行後就很難更改, 所以民主也不是任何情況下都能短視跟民粹地處理事宜.
"政府親疏有別". 其實很多時候即使是民主政府, 他們重視的也只是夠不夠票, 才不管你親還是疏. 例如之前英國的教改就很多人反對, 但聯合政府數到夠票在手也一於少理. 奧巴馬的醫改方案也面臨重大爭議, 但夠票之下也是通過了.
不過這也不是必然. 這種"過半就是王道"的做法叫做 "majoritarianism", 即只要有 majority 就萬事都可以做, 萬事只看票數. 但也有學者指出有些民主國家是其相反的 "consociationalism" 或 "consensus-ism", 即政客在乎的不只是票數而是社會和諧, 所以即使已經確定夠票也會想辦法讓政策得到更多民意支持. 雖然第一種做法聽起來比較"那個", 但現實上在民主國家中並不是罕見, 而且如果我們將"少數服從多數"看做民主的基本原則, 那我們也不能說 majoritarianism, 甚至"親疏有別"是不民主.
當然, 香港現在根本不是一個民主政制, 多數建制派議員來自缺乏民意基礎的功能界別, 市民對這種"親疏有別"尤其反感也不無道理.
"行政主導蕩然無存". 這時候就要反問: 行政主導有存在過嗎? 其實香港的所謂"行政主導"從來都是個模糊的概念, 我們實在很難說到底它存不存在. 很多人指出"行政主導"體現在政府比立法會權力大, 但到底這個講法有多正確? 的確香港立法會議員權限相比外國是較少, 但今次事件也看得出來, 即使如此香港立法會議員本身所擁有的權限並不小, 政府多數政策還是需要過半議員支持才能落實. 所以我個人來說實在不覺得"行政主導"本身是個很成立的理論.
"保皇黨調轉槍頭". 這一點我曾經在較早前的文章提及過. 香港的政制實在是奇怪的: 特首跟行政團隊竟然要跟議會政黨分開. 這造成了一個行政跟立法從根本上存在衝突的潛力, 因為兩者的成員本身是不重疊跟互不相干的. 當然, 大事如政制其實是"阿爺"抓住的, 但有些瑣碎事如民生議題, "阿爺"不去抓緊的話就會出現漏洞讓行政跟立法衝突, 即使後者是在講保皇黨也是. 今次事件就完全曝露了香港政制的這個弱點. 如果行政跟立法是相連的, 政府怎麼可能會這麼笨推出一個全部人都反對的政策, 讓自己難看? 如果有, 那就真是100%的閉門造車了. 所以實際上在這個政制下, 行政跟立法關係其實是很重要的, 但港府那些官員竟然還是走去相信中共的政治分析, 自持甚麼"行政主導"擺出一副高姿態. 只能說"面係人家地比, 假係自己丟".
這也是一個對部份政治學者很大的困擾: 雖然很多學者愛用 "rational choice theory" 去分析政客, 但我們實在很少見到聰明的, 知道自己在做甚麼的 rational 政客.
至於"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這不是甚麼奇事. 應該反過來說, 如果有政客是一路下來立場堅定, 不會因為情況有變而自己也改變的, 那就真是奇蹟了. 當然這可能有點涉及誠信問題, 不過, 現在這年頭 who really cares 港府的誠信?
p.s. 某程度上行政跟立法有丁點兒關係, 那就是行政會議中有保皇黨代表. 我不肯定鬍鬚曾是自己一個制作財政預算案, 還是他有跟行政會議商討過. 如果是前者, 那就是我所指出的問題. 如果是後者, 那保皇黨事前知不知道預算案的內容? 如果他們早就知道, 那他們現在表現出來的行為就很值得大家再重新審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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