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去了旅行，香港雨傘運動爆發跟頭幾日的事我都沒參與過，加上我比較擅長理論的事多於實際操作，今次都只能塘邊鶴地談一些相關政治理論......很多其實幾個月前談台灣太陽花學運時都用過 (http://nonintellect.blogspot.hk/2014/03/blog-post_23.html)，不過要重新整理，所以遲了發表。
政黨脫勾化 + 參與式民主
首先是歐美學者，特別是研究政黨政治者，相當關心的 Dealignment 現象。Dealignment 是指民眾對政黨的忠誠度下降的現象，在很多歐美國家存在，實際表現為傳統大黨鐵票減少、政黨得票起落幅度變大、加入政黨的人數下別等等。我暫時找不到中文翻譯，且叫之做「政黨脫勾化」，雖然這個翻譯並不精確。這跟傳統政黨施政效果不彰、管治手法老土、無法有效回應民情有關。在這個情況下，各政黨就更加要追貼民情才能爭取到選票，政黨在政治形勢上越來越被動。
跟上述現象相關的，是「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 理論的崛起。一般來說，民主有兩種實行方式，「直接民主」 direct democracy 和「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前者指政治決定由全民公投決定，後者指政治決定由人民選出的代議士決定。在現代社會，凡事全民公投並不可行，代議民主是自然選擇。可是不少學者認為，民主除了選舉，還要有公民社會參與，人民關心政治，主動發聲，監察議員，才能「深化」(deepen) 民主。
於是產生了參與式民主概念。它其實不是很具體，總之就是以代議制度為基礎，盡量提高公民參與程度，例如多些公眾諮詢、政黨舉行初選、鼓勵非政府組織、加強公民社會參與等等。有些國家像瑞士，則有直接民主和代議民主並行的制度，既有國會議事，亦容許民眾在符合某些條件下透過公投直接參與決策。認為有選舉就是民主，一班人在議會舉手就是民主，是一種對民主非常狹隘和過時的理解。
跟政黨脫勾化相關，因為政黨是代議民主必然產物，人民不信任政黨往往亦會連帶質疑代議民主。兩者的出現，可說意味著人民對民主的理解深入了，對制度和政黨的實際表現要求高了。但這並不代表代議民主或政黨就會消失。即使公眾多了參與都好，大部份政治決定依然會透過選舉和議會去做，改變的是於民眾不再盲目信任制度和政客，民間多了組織和活動施壓，不會等到選舉時才表態。例如在美國，民間壓力團體向政客施壓的情況非常普遍，不論槍械管制、對以色列政策、墮胎、同性戀者權益、宗教等，都有無數壓力團體在監察政客相關言行。
談起這個，是因為香港親中派說今次示威是民主派政客煽動，但個人在網上看到很多參加者都傾向無視民主派政客言論，不少甚至罵他們沒有盡力參與。香港親中派說上街示威是「街頭政治」，不民主也不可行，但民眾看著立法會的運作，同樣看不到議會政治如何民主和可行，街頭政治的出現，跟議會政治失敗很大關係。再說一遍，認為有選舉就是民主，一班人在議會舉手就是民主，是一種對民主非常狹隘和過時的理解。
香港不少評論員都預期，下屆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各政黨的得票會出現很大變化，尤其是傳統走溫和路線者可能會流失大量選票給激進派。搞笑的是，香港明明從未真正有過政黨政治，就已經先有政黨脫勾化了。
政黨/運動內部民主
政黨和代議民主不可信，有些人說是因為政黨自己都是假民主。德國學者 Robert Michels (1876-1936) 提出過一條「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認為政黨必然是不民主的。政黨是為了提高政治過程的效率，例如集合社會聲音，在議會中綑綁投票，而成立。但在這個過程中，政黨所收集到的意見必定會被濃縮為單一立場，無法百分百符合每一個支持者的意見。同時，政黨成員們是政客，會形成一個新的階層、新的利益集團，他們在決策過程中也會滲入自己的顧慮。總結，政黨立場跟支持者立場一定會有誤差，由此推論，政黨政治注定是假民主。Michels 最後走了去意大利支持法西斯一黨專政。
接下來引用的是跟 Michels 差不多時期的兩位政治理論家兼革命家，蘇聯領袖列寧 (V. I. Lenin) 和德國共產黨的 Rosa Luxemburg，他們兩人關於黨內或運動內部民主跟效率的爭論。
列寧認為，群眾是愚昧的，不知道自己正在被上層壓榨，因此沒有如馬克思主義預言般有革命發生，大眾需要由一個精銳的「先鋒黨」 (vanguard party) 教育和領導，革命才會成功。同時黨內要實行「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上下層要權責分明，行動一致，確保效率，就會有更大機會成功。Rosa Luxemburg 則相信大眾的可能性，相信大眾會自發 (spontaneous) 發起革命，共產黨可以教育和指導，但革命要成功始終需要大眾學習過程，又批評民主集中制只會製造虛有其表的假民主。
兩人主張不同，跟兩人身處環境不同有關。當時德國人民的平均教育水平遠高於俄羅斯，工會運動較多人參與，發展也較為成熟，按正宗的馬克思主義來說較有條件產生革命。但從後來的歷史來看，列寧領導的俄羅斯共產黨行事較有效率，成功奪權，而 Luxemburg 帶領的德國共產黨1918年起義則較為紛亂，最終被鎮壓下來，盧森堡本人亦喪命。可是俄羅斯最終沒有變成真正的共產主義烏托邦。
新類型運動自我崩壞的危險
實情是領導和民眾的關係需要取得平衡。民眾盲從領導，可能會製造獨裁，但運動缺乏領袖，人人有一套想法，又容易變成一盤散沙，整個運動會不知該如何是好，對手=政府亦難以跟運動一方溝通和談判。內部民主和行事效率要如何平衡，無標準答案，筆者明白很多人對新模式民主和社運有很大憧憬，但我們也要看回現實，就是一般來說運動要搞得成就很難完全沒組織或領袖。
世界各地主張參與式民主的政黨和社會運動，批評既有制度和政黨不民主，但自己往往也會陷入相同的困局。行動要有效率就要有組織，但組織越嚴格就越是要犧牲內部民主。沒有領袖，難以有效統籌行動，但當領袖無法滿足所有支持者時，又會被人指是假民主。
示威者需要不斷動員人上街製造聲勢，而動員人要消耗很多資源和耐性，總有其極限。執政者則有優勢，畢竟有權力和資源在手，絕對可以死拖爛拖，拖到示威者能量燃燒完畢，成效可能較鐵腕鎮壓更佳。倒扁運動不就是在阿扁死不下台，加上施明德處理也被質疑下，就不知不覺消退了嗎？歐美各地的反金融業界佔領運動，一度甚有聲勢，但在缺乏明顯進展下，不經不覺就被人遺忘了。
另外，儘管批評聲音很多，至今都未有人能提出取代代議民主和政黨政治的合適機制。反政黨或反建制人士想影響政治，要麼是變成壓力團體向政黨施壓，要麼就是參加選舉從議會內部破舊立新，但這樣他們就要回到他們所反對的框架內，變成又一個政黨，光環消退。新冒起者和他們的支持者如何適應他們加入政治圈子後改變了的角色，從外圍示威者變成內部參與者，是一個考驗。既有政黨如何應對，能否自我改革，重新爭取選民支持，也是個挑戰。
假選舉易生顏色革命
接下來是中共最敏感的顏色革命話題。首先要分辨一件事：顏色革命本身似乎亦沒有一個清晰的定義，好像有革命發生就叫它是顏色革命，但這樣實在太概括了，每場運動背後成因，和運動過程也不同，我們要小心分析。
例如中共總是說顏色革命都是美國操控，要推翻那些反美的政權，建立親美政權。但阿拉伯之春中，一些被推翻的領袖如突尼西亞總統 Zine El Abidine Ben Ali 還有埃及總統 Hosni Mubarak 都是親美的，後者被推翻後反而有反美者上台。如果說所有革命背後都是美國鼓動，為何一些本來就親美的政府，美國都要推翻？
中共和香港親中派一味將所有事情都說成是顏色革命，一味歸咎美英勢力干涉，不知是真沒有分析還是裝糊塗。可能因為是出自列寧主義，也可能是因為他們的支持者的質素確實如此，中共和香港親中派不相信民眾的可能性，不相信民眾自發，認為反政府背後必定是有組織和陰謀。話說回來，他們一方面說反政府的運動都是有組織發動，不知為何又說支持政府的就是市民自發，怎麼分辨得出來的呢？
筆者讀書時看過，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認為革命是「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 問題。民眾對政府不滿非一日之寒，但單是有不滿不代表革命就會發生，民眾未必知道如何宣洩、有多少人會參與、或怕被秋後算賬，他們需要一個觸發點，而假選舉正正是最佳的觸發點。選舉期間，大家互相討論投票給誰，很多人就會發現，原來支持政府的人真的不多，然後假選舉後落敗的候選人會走出來號召民眾示威，運動有明顯領袖，而示威人數一多要秋後算賬也難，就較能鼓動民眾參與。何況這類型的顏色革命往往是在一些非完全獨裁，政府會透過形式上的選舉來製造民意支持的形象，但民眾的期望會說，你說給我一票，讓我有得揀，原來無論我怎麼揀結果都是早就決定好，那當然令人火滾啦。
無論1986年菲律賓革命 (馬可斯下台)、2000年塞爾維亞革命 (米洛舍維奇下台)、2003年格魯吉亞革命 (謝瓦爾德納澤下台)、2004年烏克蘭革命 (亞努科維奇落敗)，觸發點都是選舉不公引發民眾上街示威，推翻政府。
相對來說，阿拉伯之春就並非由假選舉觸發，首先是突尼西亞有商販自焚抗議經濟不景，激起各地人民上街，政府鎮壓無效總統被迫逃亡，消息傳到其他中東國家引發各地民眾仿傚，情況跟上段提及的那批顏色革命有不少差異，所以筆者說顏色革命一詞不宜亂用。
那香港算不算顏色革命，或者一般革命呢？筆者認為香港現在的行動跟其他國家相差甚遠，人家多是波及全國，香港只是一個城市內的行動；人家會推翻整個政府，香港現在沒有要推翻中共，只是要求修改香港的選舉制度，而修改選舉制度本身相當常見，不一定是革命性。
台灣和香港
很多人將香港拿來跟台灣比較，我又試試看。台灣太陽花學運有幾個優勢。台灣人爭取民主化比香港早開始，運動經驗也較香港豐富。他們堅持和平進行，一些更激烈行為如衝擊行政院很快就叫停或切割掉。佔領行動集中在立法院，對民生影響不大。示威者有幾個明顯的領袖角色。台灣政要間有嚴重內部權爭，主要就是王金平跟馬英九之間，前者借學運來打擊馬英九，一直偏幫學生，也令學運較易成功。
最後是退場的事。學生佔領立法會議事堂接近一個月，最終在民間商界施壓、藍綠各方協調下，馬政府宣布作出讓步，學運領袖亦宣布退出議事堂。須留意的是馬政府其實並沒有答應學生所有要求 (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先立法再審查、公民憲政會議、退回服貿)，但總之學生們見服貿在短期內已經死定的樣子，也收貨。其實學運到後期也開始有一點不知想怎樣的感覺，越來越多人質疑學運能有何進展，又有人質疑學生領袖的地位等。甚麼時候見好就收，適合退場，未必所有人同意，但的確是有需要小心研判，運動不可能無止境地進行下去。
那香港呢？我又不會直接建議撤不撤離，但我想有些合理的問題是大家可以思考。今次運動的目標為何？為何需要進行今次運動？運動至今有沒有達成目標，或者至少令情況發展更接近目標？留下來和撤離，哪一邊有較大機會促成目標達成？兩個選擇的背後風險又有幾大？我想這些問題的答案都不難想通。
留下的話，應如何部署呢？如果政府真的採用以逸代勞的策略，消耗運動能量，也挑撥市民對運動反感，運動是否要有新的行動尋求突破呢？這是比較難的問題，但我相信示威者們會有想法，畢竟我是傾向相信他們是有自發能力的，是有自己想法的，是有可能性的。最後送上幾句德國共產黨 Rosa Luxemburg 的著名金句：
The modern proletarian class doesn't carry out its struggle according to a plan set out in some book or theory......in the middle of the fight, we learn how we must fight.
Without general elections, without freedom of the press,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assembly, without the free battle of opinions, life in every public institution withers away.
Freedom is always freedom for the one who thinks differently.
政黨脫勾化 + 參與式民主
首先是歐美學者，特別是研究政黨政治者，相當關心的 Dealignment 現象。Dealignment 是指民眾對政黨的忠誠度下降的現象，在很多歐美國家存在，實際表現為傳統大黨鐵票減少、政黨得票起落幅度變大、加入政黨的人數下別等等。我暫時找不到中文翻譯，且叫之做「政黨脫勾化」，雖然這個翻譯並不精確。這跟傳統政黨施政效果不彰、管治手法老土、無法有效回應民情有關。在這個情況下，各政黨就更加要追貼民情才能爭取到選票，政黨在政治形勢上越來越被動。
跟上述現象相關的，是「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 理論的崛起。一般來說，民主有兩種實行方式，「直接民主」 direct democracy 和「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前者指政治決定由全民公投決定，後者指政治決定由人民選出的代議士決定。在現代社會，凡事全民公投並不可行，代議民主是自然選擇。可是不少學者認為，民主除了選舉，還要有公民社會參與，人民關心政治，主動發聲，監察議員，才能「深化」(deepen) 民主。
於是產生了參與式民主概念。它其實不是很具體，總之就是以代議制度為基礎，盡量提高公民參與程度，例如多些公眾諮詢、政黨舉行初選、鼓勵非政府組織、加強公民社會參與等等。有些國家像瑞士，則有直接民主和代議民主並行的制度，既有國會議事，亦容許民眾在符合某些條件下透過公投直接參與決策。認為有選舉就是民主，一班人在議會舉手就是民主，是一種對民主非常狹隘和過時的理解。
跟政黨脫勾化相關，因為政黨是代議民主必然產物，人民不信任政黨往往亦會連帶質疑代議民主。兩者的出現，可說意味著人民對民主的理解深入了，對制度和政黨的實際表現要求高了。但這並不代表代議民主或政黨就會消失。即使公眾多了參與都好，大部份政治決定依然會透過選舉和議會去做，改變的是於民眾不再盲目信任制度和政客，民間多了組織和活動施壓，不會等到選舉時才表態。例如在美國，民間壓力團體向政客施壓的情況非常普遍，不論槍械管制、對以色列政策、墮胎、同性戀者權益、宗教等，都有無數壓力團體在監察政客相關言行。
談起這個，是因為香港親中派說今次示威是民主派政客煽動，但個人在網上看到很多參加者都傾向無視民主派政客言論，不少甚至罵他們沒有盡力參與。香港親中派說上街示威是「街頭政治」，不民主也不可行，但民眾看著立法會的運作，同樣看不到議會政治如何民主和可行，街頭政治的出現，跟議會政治失敗很大關係。再說一遍，認為有選舉就是民主，一班人在議會舉手就是民主，是一種對民主非常狹隘和過時的理解。
香港不少評論員都預期，下屆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各政黨的得票會出現很大變化，尤其是傳統走溫和路線者可能會流失大量選票給激進派。搞笑的是，香港明明從未真正有過政黨政治，就已經先有政黨脫勾化了。
政黨/運動內部民主
政黨和代議民主不可信，有些人說是因為政黨自己都是假民主。德國學者 Robert Michels (1876-1936) 提出過一條「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認為政黨必然是不民主的。政黨是為了提高政治過程的效率，例如集合社會聲音，在議會中綑綁投票，而成立。但在這個過程中，政黨所收集到的意見必定會被濃縮為單一立場，無法百分百符合每一個支持者的意見。同時，政黨成員們是政客，會形成一個新的階層、新的利益集團，他們在決策過程中也會滲入自己的顧慮。總結，政黨立場跟支持者立場一定會有誤差，由此推論，政黨政治注定是假民主。Michels 最後走了去意大利支持法西斯一黨專政。
接下來引用的是跟 Michels 差不多時期的兩位政治理論家兼革命家，蘇聯領袖列寧 (V. I. Lenin) 和德國共產黨的 Rosa Luxemburg，他們兩人關於黨內或運動內部民主跟效率的爭論。
列寧認為，群眾是愚昧的，不知道自己正在被上層壓榨，因此沒有如馬克思主義預言般有革命發生，大眾需要由一個精銳的「先鋒黨」 (vanguard party) 教育和領導，革命才會成功。同時黨內要實行「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上下層要權責分明，行動一致，確保效率，就會有更大機會成功。Rosa Luxemburg 則相信大眾的可能性，相信大眾會自發 (spontaneous) 發起革命，共產黨可以教育和指導，但革命要成功始終需要大眾學習過程，又批評民主集中制只會製造虛有其表的假民主。
兩人主張不同，跟兩人身處環境不同有關。當時德國人民的平均教育水平遠高於俄羅斯，工會運動較多人參與，發展也較為成熟，按正宗的馬克思主義來說較有條件產生革命。但從後來的歷史來看，列寧領導的俄羅斯共產黨行事較有效率，成功奪權，而 Luxemburg 帶領的德國共產黨1918年起義則較為紛亂，最終被鎮壓下來，盧森堡本人亦喪命。可是俄羅斯最終沒有變成真正的共產主義烏托邦。
新類型運動自我崩壞的危險
實情是領導和民眾的關係需要取得平衡。民眾盲從領導，可能會製造獨裁，但運動缺乏領袖，人人有一套想法，又容易變成一盤散沙，整個運動會不知該如何是好，對手=政府亦難以跟運動一方溝通和談判。內部民主和行事效率要如何平衡，無標準答案，筆者明白很多人對新模式民主和社運有很大憧憬，但我們也要看回現實，就是一般來說運動要搞得成就很難完全沒組織或領袖。
世界各地主張參與式民主的政黨和社會運動，批評既有制度和政黨不民主，但自己往往也會陷入相同的困局。行動要有效率就要有組織，但組織越嚴格就越是要犧牲內部民主。沒有領袖，難以有效統籌行動，但當領袖無法滿足所有支持者時，又會被人指是假民主。
示威者需要不斷動員人上街製造聲勢，而動員人要消耗很多資源和耐性，總有其極限。執政者則有優勢，畢竟有權力和資源在手，絕對可以死拖爛拖，拖到示威者能量燃燒完畢，成效可能較鐵腕鎮壓更佳。倒扁運動不就是在阿扁死不下台，加上施明德處理也被質疑下，就不知不覺消退了嗎？歐美各地的反金融業界佔領運動，一度甚有聲勢，但在缺乏明顯進展下，不經不覺就被人遺忘了。
另外，儘管批評聲音很多，至今都未有人能提出取代代議民主和政黨政治的合適機制。反政黨或反建制人士想影響政治，要麼是變成壓力團體向政黨施壓，要麼就是參加選舉從議會內部破舊立新，但這樣他們就要回到他們所反對的框架內，變成又一個政黨，光環消退。新冒起者和他們的支持者如何適應他們加入政治圈子後改變了的角色，從外圍示威者變成內部參與者，是一個考驗。既有政黨如何應對，能否自我改革，重新爭取選民支持，也是個挑戰。
假選舉易生顏色革命
接下來是中共最敏感的顏色革命話題。首先要分辨一件事：顏色革命本身似乎亦沒有一個清晰的定義，好像有革命發生就叫它是顏色革命，但這樣實在太概括了，每場運動背後成因，和運動過程也不同，我們要小心分析。
例如中共總是說顏色革命都是美國操控，要推翻那些反美的政權，建立親美政權。但阿拉伯之春中，一些被推翻的領袖如突尼西亞總統 Zine El Abidine Ben Ali 還有埃及總統 Hosni Mubarak 都是親美的，後者被推翻後反而有反美者上台。如果說所有革命背後都是美國鼓動，為何一些本來就親美的政府，美國都要推翻？
中共和香港親中派一味將所有事情都說成是顏色革命，一味歸咎美英勢力干涉，不知是真沒有分析還是裝糊塗。可能因為是出自列寧主義，也可能是因為他們的支持者的質素確實如此，中共和香港親中派不相信民眾的可能性，不相信民眾自發，認為反政府背後必定是有組織和陰謀。話說回來，他們一方面說反政府的運動都是有組織發動，不知為何又說支持政府的就是市民自發，怎麼分辨得出來的呢？
筆者讀書時看過，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認為革命是「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 問題。民眾對政府不滿非一日之寒，但單是有不滿不代表革命就會發生，民眾未必知道如何宣洩、有多少人會參與、或怕被秋後算賬，他們需要一個觸發點，而假選舉正正是最佳的觸發點。選舉期間，大家互相討論投票給誰，很多人就會發現，原來支持政府的人真的不多，然後假選舉後落敗的候選人會走出來號召民眾示威，運動有明顯領袖，而示威人數一多要秋後算賬也難，就較能鼓動民眾參與。何況這類型的顏色革命往往是在一些非完全獨裁，政府會透過形式上的選舉來製造民意支持的形象，但民眾的期望會說，你說給我一票，讓我有得揀，原來無論我怎麼揀結果都是早就決定好，那當然令人火滾啦。
無論1986年菲律賓革命 (馬可斯下台)、2000年塞爾維亞革命 (米洛舍維奇下台)、2003年格魯吉亞革命 (謝瓦爾德納澤下台)、2004年烏克蘭革命 (亞努科維奇落敗)，觸發點都是選舉不公引發民眾上街示威，推翻政府。
相對來說，阿拉伯之春就並非由假選舉觸發，首先是突尼西亞有商販自焚抗議經濟不景，激起各地人民上街，政府鎮壓無效總統被迫逃亡，消息傳到其他中東國家引發各地民眾仿傚，情況跟上段提及的那批顏色革命有不少差異，所以筆者說顏色革命一詞不宜亂用。
那香港算不算顏色革命，或者一般革命呢？筆者認為香港現在的行動跟其他國家相差甚遠，人家多是波及全國，香港只是一個城市內的行動；人家會推翻整個政府，香港現在沒有要推翻中共，只是要求修改香港的選舉制度，而修改選舉制度本身相當常見，不一定是革命性。
台灣和香港
很多人將香港拿來跟台灣比較，我又試試看。台灣太陽花學運有幾個優勢。台灣人爭取民主化比香港早開始，運動經驗也較香港豐富。他們堅持和平進行，一些更激烈行為如衝擊行政院很快就叫停或切割掉。佔領行動集中在立法院，對民生影響不大。示威者有幾個明顯的領袖角色。台灣政要間有嚴重內部權爭，主要就是王金平跟馬英九之間，前者借學運來打擊馬英九，一直偏幫學生，也令學運較易成功。
最後是退場的事。學生佔領立法會議事堂接近一個月，最終在民間商界施壓、藍綠各方協調下，馬政府宣布作出讓步，學運領袖亦宣布退出議事堂。須留意的是馬政府其實並沒有答應學生所有要求 (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先立法再審查、公民憲政會議、退回服貿)，但總之學生們見服貿在短期內已經死定的樣子，也收貨。其實學運到後期也開始有一點不知想怎樣的感覺，越來越多人質疑學運能有何進展，又有人質疑學生領袖的地位等。甚麼時候見好就收，適合退場，未必所有人同意，但的確是有需要小心研判，運動不可能無止境地進行下去。
那香港呢？我又不會直接建議撤不撤離，但我想有些合理的問題是大家可以思考。今次運動的目標為何？為何需要進行今次運動？運動至今有沒有達成目標，或者至少令情況發展更接近目標？留下來和撤離，哪一邊有較大機會促成目標達成？兩個選擇的背後風險又有幾大？我想這些問題的答案都不難想通。
留下的話，應如何部署呢？如果政府真的採用以逸代勞的策略，消耗運動能量，也挑撥市民對運動反感，運動是否要有新的行動尋求突破呢？這是比較難的問題，但我相信示威者們會有想法，畢竟我是傾向相信他們是有自發能力的，是有自己想法的，是有可能性的。最後送上幾句德國共產黨 Rosa Luxemburg 的著名金句：
The modern proletarian class doesn't carry out its struggle according to a plan set out in some book or theory......in the middle of the fight, we learn how we must fight.
Without general elections, without freedom of the press,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assembly, without the free battle of opinions, life in every public institution withers away.
Freedom is always freedom for the one who thinks differ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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