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海德公園

由於香港特首梁振英的照片，倫敦海德公園 Hyde Park 無端端上了香港新聞。不知道梁振英為何對海德公園如此情有獨鐘，非要到它拍照留念不可，但估計不可能是要來紀念海德公園在1866年發生的「20萬人佔領海德公園」。

19世紀的歐洲是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覺醒的年代，英國當然也受到這個思潮影響。當時英國國會選舉基本上是被貴族和地主壟斷，各地的示威甚至暴動 (英國人爭民主時也不只會「非理非非」的) 好不容易逼得國會在1832年歷史性地通過開放選舉權予中產，並且重新為選區劃界令它們更反映人口 (之前幾百年都沒重劃過)。但即使包括這一批新選民，有選舉權的人仍是只佔整體人口的少數。順帶一提，啟動這次英國政改的首相是第二代格雷伯爵 2nd Earl Grey，即是伯爵茶 Earl Grey Tea 的發明者。

1860年代，英國各地再次爆發大規模示威，要求實行普選 (但只計成年男性)。1866年6月，屬於改革派的自由黨大老 William Gladstone 提出政改方案，但國會不夠票未能通過，激起民眾上街。1866年7月23日，大批倫敦民眾從市中心的 Adelphi Terrace (以現在來說就是 Charing Cross 附近) 遊行至海德公園，但在公園東北方的入口 Marble Arch 被警察阻擋，當日政府下了令封鎖整個海德公園。示威者沒被警方防線嚇倒，直接推倒圍著公園的圍欄闖入公園。保守黨政府隨即調動軍隊到場，但示威者向官員喊話，說如果下令鎮壓就會變成千古罪人。政府最終沒有下令鎮壓，任由民眾進入海德公園。估計當日有20萬人成功佔領海德公園。自此之後，海德公園近 Marble Arch 的一角就經常成為示威的集合點，以及群眾發表政論的地方，人稱 Speakers' Corner。

感受到群眾的壓力，保守黨政府的立場也動搖了。保守黨大老，時任財政大臣的 Benjamin Disraeli 在次年的1867年也提出政改方案，並且在加上自由黨部份人的支持下獲得通過，令選民人數急增。Benjamin Disraeli 當時對黨友說，由保守黨提出並通過政改方案至少有三大好處：一、保守黨掌握了改革的主導權；二、保守黨可以搶過自由黨的風頭，說自己才是民主鬥士；三、很多英國民眾其實都是偏保守的，只要沒了民主這個議題，再加上我們施政得宜，民眾就會支持保守黨。結果是怎樣呢？保守黨沒有因為開放了選舉權就消失，今日的英國首相仍然是保守黨人。Benjamin Disraeli 本人在1874年成功透過選舉坐上首相寶座，並且經常獲選英國守上最偉大首相的頭幾名。

今次除了講伯爵茶和海德公園跟英國民主的淵源，也想突出1867年英國這次政改的特點：它是由保守派提出的政改。Benjamin Disraeli 作為保守派，願意聽民意推動政改，並且有能力在開放選舉權後仍能執政。香港和北京的精英，有這種政治智慧嗎？恐怕是沒有。明明全家人是在英國和美國留學，連外國護照都有了，都不知道學了人家些甚麼回來。海德公園是英國民主自由聖地不知道。英國容許非本國國民的居民投票又不知道。民主自由是甚麼又不理解。唉。

William Gladstone 和 Benjamin Disraeli 這兩位英國19世紀政治大老，本身也有很多值得講的故事，但今次就不深入了。



最後是一點無關痛癢的閒話。當日見到梁振英的海德公園照片時，筆者就已經覺得很奇怪。哪有人跟家人去逛公園還會拿著份報紙拍照？如果他是坐凌晨機去英國，怎麼一落機就有精神到處逛 (可能他坐 first class 所以睡得很好)？怎麼哪裡不去偏要去海德公園？某天跟同事講起，同事也說，按理來說沒甚麼人會住 Hyde Park 附近的呀。根據筆者在 LSE 就讀的記憶，在市區最中心的宿舍應該是在 Northumberland Avenue，即是 Trafalgar Square 和 Charing Cross 旁邊。如果梁小姐住那邊，出街逛公園都是 St James' Park 或者泰晤士河邊，離 Hyde Park 有點遠耶。同事就說，說不定人家住 Kensington 那邊呢，那就很近 Hyde Park 啦。說的也是，筆者這種普通學生怎麼可以相比呢，住的地方都差不多算是 East End 了......住 Kensington 也不錯呢，有 V&A 這些好地方，還可以去附近 Harrods shopping。講到 Harrods，以前好像看過新聞說薄瓜瓜在英國時也是住 Knightsbridge......裸官的思考方式都是差不多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