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戴卓爾主義跟務實主義

再談一下戴卓爾夫人。今次想講「戴卓爾主義」(Thatcherism) 的歷史背景跟定位，還有跟「務實主義」(pragmatism) 的互動。

這幾天看到很多香港的評論文章，都在嘗試為她論功過。正如我上次在文章中自嘲說內文出現了很多次「但是」。戴卓爾是一個充滿矛盾和爭議的人，很難為她作一個公平完整的蓋棺論定。在我個人來講，我只能說單是她身為首位女性當上英國首相，就已經是一件令人佩服的事。

講回文章標題「戴卓爾主義」。這個主義我昨晚也有提過，就是減稅減福利，將國企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跟她上台前英國奉行的福利主義相對，有很多報紙也講過。這個政策的詳情我也不再講了，我想先講講此主義的歷史背景，再分析它怎樣和英國政界傳統的務實主義，甚至是近年外國愛講的「第三條道路」互動。

戴卓爾上台前的「戰後共識」：大搞福利事出有因

時間回到1945年7月，當時希特拉已被打敗，日本雖未投降但對歐洲影響不大，英國舉行了戰後第一場大選。大家都應該記得帶領英國二戰勝利的首相是「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沒錯，他當時認定自己是民族英雄贏定了，還預約了跟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 和蘇聯領袖「史太林」(Joseph Stalin) 在選舉後開會，討論戰後局勢。但選舉後，杜魯門跟史太林在會議上見到的英國首相，卻不是邱吉爾而是「艾德禮」(Clement Attlee)。艾德禮所帶領的工黨，在選舉中大勝邱吉爾的保守黨，首相換人。

1945年德國波茨坦會議 (Potsdam Conference)

前排左至右：Attlee、Truman、Stalin

為何邱吉爾會落敗？他不是民族英雄嗎？他是打贏仗的功臣沒錯，英國人至今也很感激邱吉爾的貢獻，但他們在投票時卻異常理性地想，仗已經打完了，現在的重點是重建被破壞的國土，要選的是一位政綱講如何復甦經濟的人，不是一位擅長打仗的人。結果強調政府大手筆重建經濟的工黨，以49%得票對保守黨的36%，大比數勝出。

艾德禮政府上台後，推展了大量公營的公共事業，全國免費醫療服務，社會保障制度等等。保守黨最終亦接受了這安排，當邱吉爾在1951年再上台的時候，仍繼續推行類似的政策。兩黨同時採用福利主義為政綱，被稱為「戰後共識」時期 (Post-war consensus)。直到70年代英國經濟陷入困局，戴卓爾上台才打破此共識。

我看到有報紙說福利主義是工黨搞出來，所以保守黨的戴卓爾上台後要打破它云云。這個講法當然是錯的，無視了當時福利主義其實是兩黨都採用的背景。該報導又說戰後英國長期由工黨執政所以影響到福利推行，這當然又是錯的。看回紀錄，工黨在45-51，64-70，74-79年間執政，約17年。保守黨是51-64，70-74年，同樣是約17年。

再看遠一點，福利主義興起也有其因由，並不是人們突然變懶了。歐美在第二次大戰前，正經歷嚴重的大衰退 (Great Depression)，只有美國在「羅斯福」(F. D. Roosevelt) 政府大力干涉才率先復甦，即所謂的「新計劃」(New Deal)。何況二戰結束時，歐洲大陸受戰亂打擊已是殘破不堪，多國政府都無力自行重建，要靠美國「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 放出大量貸款才有辦法復甦。受到這些經歷打擊，民眾期望政府出手打救是很自然的事。

真要說的話，歐美當時推崇的不是單純的派福利，而是政府大力干預確保社會穩定的政策，屬經濟學中的「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事實上在政策推出初期，歐美的經濟增長強勁，失業率又低，政府財政又不斷改善 (高福利由高稅收支持)，這些政策在當時的確是很受歡迎的。57-63年在任的英國首相「麥美倫」(Harold MacMillan) 就曾誇口「多數國人的生活從沒這麼好過！」(most of our people have never had it so good!)。法國人也稱這段時間做「光榮的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直至1973年石油危機引爆，石油價格急升衝擊令通脹爆發，才突顯出當時政府干預已經過了頭的問題。

英國政界的務實主義傳統：保守黨其實不保守？

左：Duke of Wellington
右：Sir Robert Peel

談到戴卓爾，一般人的印象是她是「鐵娘子」(Iron Lady)，立場堅定，絕不妥協。這在英國政界中並不常見，因為英國政界的主流是走務實主義。即使是保守黨，雖然名字叫做保守，但卻絕非鐵板一塊盲目守舊。為了勝選和延續執政，保守黨過去務實地調整過策略無數次。邱吉爾在外人印象中也是硬漢一名，但他在敗給艾德禮後也轉態支持戰後共識。戴卓爾任內亦並非沒有妥協的經歷，例如她在第一屆任期內就不敢與工會硬碰硬，待有足夠籌碼才出手。她也不是逢政府事業就要拆走，例如免費醫療就沒有被取消。何況保守黨選出她擔任黨魁，以新自由主義取代已經失效的凱恩斯主義，都有一種務實成份在內。

這個務實的傳統，自保守黨創黨領袖之一的「皮爾」(Robert Peel) 時代開始就已經存在。他是英國19世紀初「托利派」(Tory, 屬保守派) 的人，也是打贏拿破崙的「威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 的親信，曾在1834-35, 41-46年出任首相。當時靠工商業賺取巨富的新資產階級抬頭，希望打破舊貴族地主階級對政治的壟斷，聯同了貴族中的自由派強行推動了英國近代第一次政改 (The Great Reform Act of 1832)，將國會的選民由原本的貴族及地主階級，擴展到新資產階級。威靈頓公爵本身是反對政改的，因是次挫敗意興闌珊，命令皮爾擔任保守派的新領袖。皮爾在政改後的第一次選舉中，積極到處拉票，向黨友表明政改已經是不能推翻的事實，保守派必須接受，並且「改革以求存」(reform to survive)。為了保住權力而不斷摸索民意和新道路，將損失減到最輕，正是英國保守黨的最強指示。

到了1850年代，保守黨再出現一位新領袖，而且其對後世的影響較皮爾更大。他就是「迪斯利爾」(Benjamin Disraeli)，曾在1868, 1874-80年兩次拜相，也是英國至今唯一一位猶太裔首相。在他指導下，保守黨政府在1867年提出了第二次政改方案 (Reform act of 1867) 並獲得通過，將選民人數增加了一倍。甚麼？「保守」黨搞政改？沒錯，迪斯利爾當年的論述是這樣的：既然政改的潮流已是不能抵擋，保守黨一定要想辦法將損害減至最低。具體辦法就是搶先在對手 (自由黨) 之前推行政改，佔領道德高地，避免被當成出賣民主的人民敵人、反動勢力。迪斯利爾甚至提出保守黨要爭取在政改後繼續執政，他正確地指出英國人整體上還是保守的多，即使選民人數增加，保守黨亦不一定會輸，最重要是改革後要提出適當的政策。

例如甚麼政策？我們可以參考迪斯利爾著名的「兩國論」文章。此文章提到英國的貧富差距，鴻溝之大大到民與富兩者之間老死不相往來，尤如有兩個國家一般：

Benjamin Disreali

"Two nations between whom there is no intercourse and no sympathy; who are as ignorant of each other's habits, thoughts, and feelings, as if they were dwellers in different zones, or inhabitants of different planets. The rich and the poor."

無論是出於對民眾的關心，還是擔心社會動蕩影響政府施政，甚至是怕對手 (自由黨) 反勝，至少可以概括的是，他認為保守黨應該身負一個「慈悲領導者」(benevolent leader) 的角色。即使保守黨員本身是高高在上的貴族或地主或資本家，也可以慈悲地施捨一點給窮人。他在任內推出了一些關注工人權益和保障的法律，也加強了公共服務，之後的歷屆保守黨政府亦跟隨這個例子。他的這種另類務實主義亦成為自此深深烙印在保守黨中，成為該黨的一個特質。迪斯利爾理論，被稱為「一國托利派」(One-nation Tory) 或「托利式民主」(Tory democracy)。

近年的務實主義跟「第三條道路」

無論如何，評論員都一致認為，迪斯利爾是一位出色的「戰略家」(strategist)，為求擊敗對手不惜施展各種政治策略。保守黨在迪斯利爾指導下推動了政改，結果如何？140幾年後的今日，保守黨仍在執政，而這140幾年當中超過一半時間是保守黨有參與執政。

現任英國保守黨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 就曾說過他很欣賞迪斯利爾，倫敦市長「約翰遜」(Boris Johnson) 更直認「我是個一國托利派人」(I am a one-nation Tory)，連在野工黨領袖「文立彬」(Ed Miliband) 也偷過迪斯利爾理論來用，說工黨要做「一國的工黨」(One-nation Labour)。

工黨偷保守黨的概念來用？沒問題。既然保守黨當年都照用了工黨推崇的凱恩斯主義，工黨現在偷一下保守黨的一國論來用又如何？況且工黨偷保守黨概念，在廿年前也出現過，就是「貝理雅」(Tony Blair) 所謂的「新工黨」(new Labour)。

貝理雅的新工黨宣傳口號

叫自己新工黨，是相對舊工黨，為了顯示工黨跟以往已經不同了，不是由工會操控，而是向中間和中產靠攏的政黨。工黨在1997年選舉勝出後，貝理雅政府主要聚焦社會問題和政治改革 (例如改革上議院)，並沒有大改保守黨留下的經濟政策，沒有將企業國有化或向特別支持工會，更縱容金融業界貪婪。有人甚至認為工黨較保守黨更應該為現時的金融問題負責。亦有原有的工黨支持者認為工黨走得太右，實際上已經跟一個右派政黨沒大分別，所謂新工黨其實是假工黨 (new Liebour)，或是叫貝理雅作騙子 (Tony B Liar)。

新工黨所作出的務實改變，被評論員稱為「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即非傳統的左或傳統的右，試圖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第三條路的實質內容是甚麼，並非本文重點，重點是它從概念上點出了務實主義的重點：事情絕對不是只有向前或向後，向左或向右的二元分法，永遠有別的一條第三條道路，要懂得如何務實地作取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這所謂「第三條道路」似乎也正在全世界成為主流。現在很多國家的主流政黨都是中間派，或至少是難以用傳統的左右派概念去分辨。戴卓爾和列根高舉資本主義旗幟，擊敗了蘇聯後，傳統左派已全線敗退，各地，特別是歐洲，共產黨或社會黨都轉型向中間走。即使近年金融危機爆發，亦沒有國家因此捨棄資本主義，大都是在現有框架下試圖修改問題所在。危機爆發時有分析員曾猜測事件會否令左派思潮復興。綜觀各國現況，新思潮是有一些，但新的意識形態卻沒有，左派政黨亦沒有從事件中獲得特別大的得益。最大的問題是，左派未能提出一個切實可行，可以取資本主義而代之的方案。從這個角度來看，戴卓爾主義本身固然是不太受歡迎，但其所引申出來的，帶領資本主義陣營戰勝共產主義，令大家都同意資本主義是較共產主義優勝，以及令往後的政客都是多談務實少談意思形態，這一層意義卻有著深遠影響。

政客要務實，選民也要選擇

但講到底，政客的質素固然是一個因素，我們亦不可忽略民主選舉的關鍵是在於選民如何做抉擇。如果選民堅持不選一個務實的政客，而是選一些偏激、民粹、或只會開大口講歪理的政客，那結束也是自取滅亡。

正如我前面所說，雖然大家都稱頌戴卓爾立場堅定，但她的政策中亦有務實成份，並非胡亂為立場而亂推，想到一項推出一項，是經過考慮視乎實際需要才做。而且大家別忘了要考慮，選民一開始選擇她或保守黨，而非工黨的理由。如果大家都是單純的懶人，喜歡收福利，怎麼還會轉投保守黨？事實上，當年英國經濟衰退，通脹長期高於10%，工會罷工不斷，即使是工黨的「卡拉漢」(James Callaghan) 政府也應付不了，人們才會投保守黨，之後還讓戴卓爾連任2屆，可見選民並非無知亂選。

有些人說中國或香港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我就說不用擔心，因為即使搬了西方的殼，以香港人，特別是政客的質素，也搬不了人家的涵。香港也有些政客愛講務實 (而且要有為)，愛學所謂「第三條道路」，但其實際行動到底跟其他沒這樣講的政客有甚麼分別？看不到。

胡適先生

上面加插了一句「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中國民初時期著名文人「胡適」先生所起的題。文章內容可以在網上找到，值得看看作參考。在此也節錄幾句：

- 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癥候，如何能有用呢？

- 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您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里。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