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示威與歐洲夢

最近一個月，土耳其各地不斷有人上街示威，引起國際傳媒關注。不少人聽到有示威者喊民主，就以為這是一場反對獨裁政府的「阿拉伯之春」的延續，或是因為聽到事件是起源於一個遷拆公園行動，就以為這是個環保或本土運動。

實際上土耳其是民主國家，有公開選舉，因此今次示威潮不可能跟「阿拉伯之春」歸做同類。一開始示威者的確是為反對遷拆公園，但當時示威者只有幾十人。令到全國各地成千上萬人上街的，是政府連對著幾十人也要出重手鎮壓，射水炮和催淚彈。這也牽涉到更深層次的矛盾，即總理「埃爾多安」被視為常用高壓手段對付異見，及引入偏向伊斯蘭教義的政策，違反土耳其一向的民主和政教分離原則。人民要求的只是埃爾多安聽從民意或下台，並不是要推翻政府或整個制度。

一般人聽到中東國家，就自動想成是個超保守，信仰伊斯蘭的反美獨裁國家，印象相當負面 (以色列另計)。但土耳其是中東一眾國家中的特例。他的國民雖然的確是以伊斯蘭教徒為主，但政策並不偏向伊斯蘭教義，而且有民主選舉，更非常親西方。如果不理解這個背景，就不能正確理解今次示威者跟政府的主要矛盾在哪裡。

土耳其歷史：從「歐洲病夫」變「歐洲夢」

奧斯曼帝國擴張圖，最大範圍是1683年左右

土耳其前身是「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是個以「小亞細亞」(Asia Minor，即現今土耳其在亞洲的部份) 為中心，在14世紀開始興起的回教國家。此國的勢力在16到17世紀達到巔峰，控制著歐洲東南部、中東和北非的廣大領土，最遠試過兵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城下。

可是隨著歐洲方面爆發了大航海時代和工業革命，財富不斷累積，科技不斷進步，到了18和19世紀，奧斯曼帝國的國力相對倒退。外有強敵，西面的奧地利、北面的俄羅斯、甚至東面的伊朗，都步步進逼。內則有叛亂，歐洲方面的希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等地在奧俄兩國暗撐下紛紛展開獨立戰爭，而中東和北非的地方大員，見中央積弱又不聽命令，帝國開始四分五裂。至20世紀初，已成為人稱「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空有龐大領土卻無法管治的弱國。

為此，國內要求改革的聲音不斷出現，主要是要求立憲及實施西方化政策。在1908年，改革派中的主力「年青土耳其人」(Young Turks) 聯同軍隊發動政變，廢黜保守派的舊蘇丹，另立一位被改革派控制的新蘇丹，重新實施憲法。但這未能挽回奧斯曼帝國的頹勢。最致命的還是幾年後爆發的，席捲全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奧斯曼帝國好死不死，加入了輸家的一方 (德國、奧地利一方)。土耳其的戰況本來還不差，但當中東各地部族紛紛叛變倒向英俄後，土耳其逐漸陷入劣勢。到一戰結束時，奧斯曼帝國除了祖家小亞細亞地區之外，大部份地區已經淪陷，連首都「君士坦丁堡」(現在叫「伊斯坦布爾」) 也被佔領，各國更拿出地圖準備瓜分奧斯曼帝國。土耳其可謂到了亡國的邊緣。

這個時候，英雄出現了！他就是軍官「凱末爾」(Mustafa Kemal)。在他組織下，殘兵敗將展開了拼命的反擊戰，打退了聲稱要奪回自希臘神話時代就是神聖不可分割領土的希臘，和爭取獨立的亞美尼亞。眼見瓜分並不可行，英俄等國承認了凱末爾領導的新政權並撤軍。1923年，凱末爾下令廢除君主制，最後一名蘇丹被趕下台，「土耳其共和國」(Republic of Turkey) 正式成立，凱末爾成了現代土耳其國父。中文一般根據他的本名 Kamel 稱他為「凱末爾」，但在西方社會則較多人記得他是 Ataturk「土耳其之父」。Ataturk 這個字最終加入了凱末爾的名字，令他成了 Mustafa Kemal Atatürk (即是姓「國父」...)。

瓜分土耳其大計

凱末爾本人也是改革派，認為土耳其變成「歐洲病夫」是因為太重視伊斯蘭教義，太過保守，無法追上西方的進步。於是他就任總統後成了「善意的獨裁者」(benevolent dictator)，大搞「歐洲夢」，推出連串西方化改革，務求將土耳其變成被西方列強接受的現代化國家。這些改革包括實行政教分離、廢除回教法律、廢除一夫多妻、禁止學校教授回教教義課程、將土耳其文用的文字從阿拉伯文字 (符號) 改為拉丁文字 (abcd)、甚至下令男性全部要穿西裝等等，可謂是個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由於凱末爾的國父兼英雄的身份，國內根本無人敢反對他的做法。西方化、政教分離和反對伊斯蘭傳統的「凱末爾主義」(Kemalism)，因此成了土耳其的核心價值，是擺脫「歐洲病夫」命運，邁向「歐洲夢」的指導思想。

從凱末爾到埃爾多安

凱末爾於1937年逝世，他的副手「伊納尼」(İsmet İnönü) 繼續西化行動。但當土耳其於1950年舉行首場「真普選」時，由凱末爾成立，伊納尼任黨魁的「共和人民黨」卻大敗！

一來伊納尼的時間剛好碰上大衰退和二次大戰，土耳其經濟不好，他本人的地位又不及凱末爾，自然壓不住場。二來對手「民主黨」本身其實也是由「共和人民黨」分裂出來，民主黨高層們以前也是凱末爾的手下，伊納尼的同事，民眾不至於擔心他們執政會出亂子。

但民主黨掌權後經濟未有大改善，甚至開始打壓反對派。結果民主黨在1960年被軍事政變推翻，幾名高層被軍事法庭匆匆處死，而軍隊在第二年又宣佈重新舉行大選，並將政權交回伊納尼。

軍隊一直在土耳其有個特殊的地位。由於凱末爾是軍人出身，20年代建國時又是個半軍政府狀態，土耳其軍隊一直自認是個地位崇高，不受政客和平民影響，的凱末爾主義最堅定追隨者。當政府偏離凱末爾主義，那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要將那些搞事份子掃走。伊納尼也曾是軍人，跟著凱末爾打天下，自然較能被軍人接受。(民主黨則較少前軍人。)

西裝打扮的凱末爾

之後的三十幾年，土耳其政局一直不穩。支持恢復伊斯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保守政黨不斷冒出，最支持凱末爾主義的「共和人民黨」一直未能恢復以往的領導地位，國內又有蘇聯支持的極左份子和少數民族 (庫爾德人) 組成的游擊隊等等。軍隊在1971、1980年、1997年都再次發動過政變，希望穩住局勢，但未能挽回。90年代的3場選舉更是沒有一次能夠產生過半數議席的政黨，政權經常在不同政黨結盟又散場之下易手。終於，人民對這政局徹底失望。

2002年的選舉出現了戲劇性結局。在上一次1999年晉身國會的5個政黨，全部因為支持度崩盤而落敗，連1個議席都贏不到。新一屆國會由前一年才新成立的「正義發展黨」控制，敗部復活的「共和人民黨」亦奪得一定議席。正義發展黨黨魁「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由於有案底不能擔任總理，要等到國會在次年修改法例後才能上任。

埃爾多安政府在政治、經濟和外交層面都相當活躍，穩定了政局，振興了經濟，提高了土耳其的國際地位，令土耳其繼續向「歐洲夢」行前。正義發展黨在2007和2011年選舉中都繼續以高票勝出，埃爾多安已擔任土耳其總理10年，是除了凱末爾的副手伊納尼以來，連續擔任此職位時間最長的人。以下為這四次選舉的結果： (*政黨須有10%得票才能開始計算議席)

1999 election
party vote% / seats
Democratic Left Party (民主左翼黨) 22.2% / 136
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 (民族運動黨) 18.0% / 129
Virtue Party (美德黨) 15.4% / 111
Motherland Party (祖國黨) 13.2% / 86
True Path Party (真正道路黨) 12.0% / 85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共和人民黨) 8.7% / 0

2002 election
party vote% / seat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正義發展黨) 34.3% / 363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共和人民黨) 19.4% / 178
True Path Party (真正道路黨) 9.6% / 0
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 (民族運動黨) 8.3% / 0
Youth Party (青年黨) 7.3% / 0
Motherland Party (祖國黨) 5.1% / 0
Democratic Left Party (民主左翼黨) 1.2% / 0

2007 election
party vote% / seat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正義發展黨) 46.7% / 341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共和人民黨) 20.9% / 112
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 (民族運動黨) 14.3% / 71
Independents/Kurds (獨立/主要為庫爾德人) 5.2% / 26

2011 election
party vote% / seat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正義發展黨) 49.8% / 327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共和人民黨) 26.0% / 135
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 (民族運動黨) 13.0% / 53
Independent/Kurds (獨立/主要為庫爾德人) 6.6% / 35

可以看到正義發展黨過去十年都是最大的政黨，票數亦在持續上升。此黨和埃爾多安本人都有龐大民眾支持，是無可爭議的一點。那為什麼現在這麼多人反對他呢？仔細一點看的話，可以看到正義發展黨的得票率雖然拋離其他政黨，但仍未過半，也就是說另有一半人是沒有支持他們。這也是今次示威的關鍵：正義發展黨仍被相當多的土耳其人，視為是偏向保守和伊斯蘭教，違反西方化跟政教分離。

埃爾多安的政績與今次示威

單是再看埃爾多安的政績，特別是經濟方面，是很好的。我們可以參考IMF經濟數據。

Tukey economic data (1992 | 2002 | 2012)
GDP (PPP) $330.5b | $533.6b (+61.5%) | 1123.4b (+110.5%)
GDP capita (PPP) $6058.2 | $8084.5(+33.4%) | $15001.4 (+85.6%)
CPI 0.35 | 79.79 (+22697.1%) | 206.87 (+159.3%)
unemployment 8.5% | 10.3% | 9.2%
source IMF database

土耳其從2002至2012年的10年，較之前的10年，各種經濟數據都大大進步。今個十年，GDP上升了 110%，人均GDP亦升了 85%，兩者都幾乎倍增，也較前十年的61%和33%都高得多。通賬方面則從急升227倍 (即幾乎每年跳一倍)，控制到只是升1.6倍。失業率也稍為回落。現時土耳其的GDP總量已是全球第16。在經濟方面，埃爾多安政府的表現比之前的政府都好。

隨著經濟轉強，土耳其在外交方面亦越來越活躍 (特別是當歐洲衰落時)。土耳其自從凱末爾時代趨向西方化以來，就一直嘗試跟歐美，甚至以色列打好關係，因此得以加入北約，申請加入歐盟，參加歐洲歌唱大賽等民間活動。相對地，跟其他中東國家的關係就比較微妙。一來土耳其是中東大部份國家的前宗主國，二來其西化民主跟其他中東國家的保守獨裁也格格不入。可是自從阿拉伯之春，土耳其趁歐美不敢介入而大張旗鼓行動，試圖將「土耳其模式」輸出到其他中東國家，甚至直接援助各地革命份子。土耳其成了西方跟中東的橋樑，埃爾多安在國際上也成了知名人物。

埃爾多安

埃爾多安的政府帶來穩定，但在人權自由方面，其表現就好壞參半。他的政府大力打壓軍隊、法院、傳媒等傳統都是偏向支持西方化的系統，無數將領、律師和記者被囚。他又推出不少具伊斯蘭教義色彩的法例，如容許女性在更多場合帶頭巾，在學校引入宗教科，禁止晚上在公眾地方喝酒等等。這兩方面的表現，都令支持西方化和政教分離的人深感不安。今次示威浪潮，就是這批人對其不滿的爆發。

今次示威主要是以城市人、高學歷人、年輕人為主，他們大都是支持西方化和政教分離的人士，本來就不太相信埃爾多安。相反鄉郊地區則甚少出現示威，他們都受惠於整體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而支持埃爾多安，西方化跟他們生活的關連性較小，他們並不緊張。

之前看到有網民以香港的叫法，建制派和激進派，形容埃爾多安政府和示威者，但這並不正確。正如上面解釋土耳其歷史背景時講的，土耳其的情形跟很多國家相反。土耳其人本身信伊斯蘭教，但國父凱末爾建立的傳統，是支持西方化的，因此軍隊，法院，舊有政黨，城市人這些建制派，都是支持西方化。相反埃爾多安政府正是想改變這個西方化的傳統，他才是激進派，受到建制派鄙視。因此，在土耳其，建制派是支持西方化和自由的，激進派是反對西方化和保守的，現在示威者一方才是建制派，政府才是激進派。也看過有人擔心如果示威者成功，會像其他阿拉伯之春的地區，轉向支持伊斯蘭傳統。這完全是不明白土耳其跟其他中東國家的分別才講得出口，有看完我的分析的人應該明白為何這樣想是大錯特錯。

接下來...?

土耳其的情況跟其他暴發阿拉伯之春的國家始終不同。埃爾多安是靠選舉登位，有確實的民眾支持，跟那些只會鎮壓異己 (利比亞) 或依靠外國金援 (埃及) 的國家情況不同。外界能對埃爾多安作出的干涉亦相當有限，因為土耳其地理位置相當重要，西方要靠他來看管中東局勢，支持敘利亞反對派，解決庫爾德人和塞浦路斯問題等等。因此無論對內或對外，埃爾多安都穩陣過大多數中東國家。

埃爾多安一直強調自己是選舉產生，得到多數人民授權，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不須要理會反對者的意見。但即使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也不代表有多數人支持就可以忽視少數人意見到這種地步，更不可能以武力鎮壓少數派。

事件要如何解決呢？埃爾多安本人多次放狠話不會向示威者屈服，政府亦已經逐步清場，各地不斷又人被關入獄，仍在街上的人越來越少，事件似乎將會是以政府的勝利告終。

可是，事件拖下去一定多少會影響到政府民望，及下次選舉的結果，因此不少正義發展黨的成員都對埃爾多安的處理手法頗有微言。總統「居爾」(Abdullah Gül) 跟不少其他高官都有就事件道歉。外界仍在觀察這是否黨內出現鬥爭的跡象。

事實上埃爾多安本人的處境也相當微妙。因為在土耳其眾所周知的，埃爾多安打算參選明年的下一屆總統選舉。正義發展黨黨內有規定，公職人員不可在同一位置上連任超過3次，因此埃爾多安將無法再連任總理，只能尋求更上一層樓的總統寶座。今次總統選舉會是直接選舉，所以要當選就必須要有民眾支持。即使他今次清場成功，如果無法消除民眾反感的話，最終也只會在選舉時出現反撲。

今次事件也突顯出土耳其「歐洲夢」的兩難。一方面有人希望繼續西化和追求人權自由，另一方面則有人希望在發展之餘也保留伊斯蘭特色。到底要走向哪一個模式？土耳其仍在探索中。

伊朗的篩選式民主

伊朗總統選舉結束，「溫和保守派」人物「魯哈尼」(Hassan Rouhani) 以50.7%的剛剛好過半數得票當選。伊朗的政制是個非常矛盾的政制。表面上它非常複雜，有無數架床疊屋的系統和機構，各司其職，但實際上又非常簡單，一切都是為了確保「最高精神領袖」一個人的影響力。香港最近常在討論選舉有沒有「篩選」的問題，伊朗是個很值得借鏡的例子。

伊朗政制：繞了個圈還是回到最高精神領袖身上

先從總統選舉講起。伊朗的選舉是直選產生 (由全體選民直接投票選出)，也是普選產生 (選民都是一人一票)，但卻不是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民主選舉。最主要原因，就是總統參選人全部都是經過篩選的。要報名參選總統並不難，今年有超過600人這麼做，但要成為實際候選人就非常困難，只有8人成功入選。

負責篩選的是「憲法監督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這是一個專門負責篩選總統和國會候選人，確保他們是「服從憲法」跟「服從伊斯蘭教」(而且要是伊朗指定的那個伊斯蘭教派系) 的人，才能成為正式候選人的機構。雖然如此，到底何謂「服從憲法」或「服從伊斯蘭教」，準則從來沒有公布過，每次選舉都有數以百計甚至千計的人被篩走，不能參選。以今次總統選舉為例，較知名的被篩走的候選人，包括前總統「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 和前副總統「馬沙」(Esfandiar Rahim Mashaei)。沒錯，前總統和前副總統，都被指是不夠服從憲法跟國教而被踢走。其實大家都知道，真正原因不是不服從憲法跟國教，而是不服從「最高精神領袖」。

維基上的圖解，注意 Supreme Leader 可以委任 (黑色線)
Guardian Council，然後又可以篩選其他機構的候選人 (橙色虛線)

伊朗自從1979年成立極具宗教色彩的「伊斯蘭共和國」(伊朗正式國名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以來，一直都是由最資深的伊斯蘭教士「最高精神領袖」(Supreme Leader) 掌握實權，地位甚至比總統還要高。最高精神領袖可以委任軍隊將領、司法總監、憲法監督委員會成員等，而總統只能任命政府內閣官員。(嚴格來說最高精神領袖只是委任憲監會的一半成員，其餘成員是由司法總監委任，但司法總監都是由最高精神領袖委任嘛...) 軍隊和法官的重要性，相大家都明白，而憲監會，上面都提過了，是負責審核和篩選總統跟國會候選人，因此實際上最高精神領袖可以縮窄總統跟國會候選人的人選。最高精神領袖，其實可以直接或間接控制所有公職人員的任命跟選舉。

那讀者可能會問，最高精神領袖又是怎麼產生的呢？最高精神領袖是由一個「專家會議」(Assembly of Experts) 選出的，候選人必須是公認的資深伊斯蘭教士 (伊朗信奉的伊斯蘭教派系有一個完整的教士體制)。專家會議本身呢？跟總統一樣，是全民普選產生，但又是要經過憲監會篩選候選人......

所以繞了個圈，要選誰當新任\領袖，還是由前任領袖在控制！在這個制度下，無論誰都逃不出最高精神領袖的五指山！由於整個制度都是由最高精神領袖這位伊斯蘭教士在控制，政治學上一般會將伊朗定性為「神權政治」Theocracy，即以宗教為治國核心的政制。(另一個神權政治國家例子是梵蒂岡。)

不容挑戰的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

哈梅內伊

伊朗至今只有過2位最高精神領袖。一位是1979年革命推翻君主制的「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另一位是霍梅尼的副手，在他1989年死後就任領袖至今的「哈梅內伊」(Ali Khamenei)。雖然現任總統，即是經常很高調地發表反美言論的「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在國際上較為知名，但伊朗國內民眾跟外界分析員都知道，哈梅內伊才是掌握國家大事最終決定權的人。現存其他三位當過總統的人，無論是兩位前總統「拉夫桑賈尼」跟「卡塔米」，還是現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都鬥不過哈梅內伊。

哈梅內伊是一名保守派，對外反美，希望伊朗發現核能 (還有核武?)，對內則不容許人反對伊斯蘭教義。拉夫桑賈尼本身是「霍梅尼」的親信之一，但在霍梅尼死後跟新上台的哈梅內伊鬧翻。卡塔米當年參選總統時也為哈梅內伊接受，但期後被視為太開明。現在兩人都被視為是開明派，被哈梅內伊打壓。上一次選舉中原本有望勝出的另一位開明派「穆薩維」現在也是被軟禁中。

但這並不代表做保守派，跟著哈梅內伊反美搞核武就沒事。艾哈邁迪內賈德就是這樣的人，但他的親信兼副總統馬沙，還是被篩走，不准選總統。外界一般相信原因是艾哈邁迪內賈德當選後，自認為羽翼已豐，開始試圖培養自己的勢力，威脅領袖的地位。事實顯示，艾哈邁迪內賈德一派已被哈梅內伊封殺，無論前任還是現任總統，根本都鬥不過真正領袖。

在伊朗，討論屬於哪一個政黨的意義不大，因為到尾所有人的立場都是圍標最高精神領袖，相對最高精神領袖的立場而定位的。

篩選式民主：爛蘋果選個最不爛的？

魯哈尼

結果，今次選舉所有8名通過篩選的候選人，都是為保守派，特別是為哈梅內伊接受的人士。開明派唯有將目標放在一個保守程度最少的人身上。被開明派相中的就是「魯哈尼」，拉夫桑賈尼及卡塔米都呼籲支持者投票給他。另一位也為開明派接受，曾任卡塔米屬下的 Mohammad Reza Aref，更自動退選，呼籲集中票源支持魯哈尼。魯哈尼一開始也不太高調，但他似乎也被開明派說服，到臨選舉時講話越來越放，表示如果當選會改善跟西方的關係。我們也不能排除部份艾哈邁迪內賈德的支持者，也出於不滿哈梅內伊，改為支持魯哈尼這一位已成為反哈梅內伊代表的人，投他一票以示抗議。(艾哈邁迪內賈德本人並沒公開支持任何人。) 魯哈尼最終以50.7%的票剛好當選。(如果沒人有50%得票，最高票2人要進行第二輪投票。)

雖然如此，魯哈尼是否真的已經從保守派變為溫和派，甚至開明派，則還要看其實際行動來證明。

現在香港也常常在討論選舉委員會或提名委員會，是否會有篩選，是否會有「假普選」出現的問題。伊朗正正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假普選」是真的有的。萬一香港真的有假普選，民主派該怎麼辦呢？可能也要參考一下伊朗，在爛蘋果中選個最不爛的？

商討式民主和佔領中環商討日

明天是香港「佔領中環」(下簡稱佔中) 行動舉行的首個「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今次簡單介紹一下這是甚麼來的。

上次文章提到，民主不只一種實行模式，最基本的是「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 跟「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兩種。前者要求全部事情由全民公投決定，後者要求人民選出代表後再由代表決定政策。現在普遍都認為要實行直接民主是不可能的，因為太麻煩了，但單靠代議民主，人民的參與程度又低，又無法確定代表們的做法符合一般人利益。因此出現了一些尋求在兩者中取中庸之道的意見，在以代議民主為基礎下擴大一般人的參與，或擴大「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

現在佔中發起人提出要搞的「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其實也是來自這個方面的其中一種想法，「商討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由於 deliberative democracy 這個詞本身應用不太廣泛，似乎沒有一個固定的中文譯法，我暫且跟隨佔中發起人的譯法 deliberation = 商討好了，以免讀者混亂。

商討式民主的主要做法是運用商討式諮詢收集民眾意見，也有人稱商討式民調或商討日，但基本做法是一樣的。第一步，以隨機方式抽出一個可以在統計學上代表整體人民的參與者群體，邀請他們出席諮詢/民調/商討活動。第二步，參與活動前先做一次調查，看他們對將要討論的主題有何看法。第三步，向參與者們提供與主題相關的資料，並在活動開始時找來正反兩面意見的專家跟持份者 (stakeholder)，簡單介紹和辯論主題，及讓參與者們發問。第四步，分成小組讓參與者們自己討論。最後第五步，作總結和再作一次意見調查。簡單來說是一個比較嚴謹的焦點小組 (focus group)。

為什麼商討式民主要搞這麼複雜呢？這是要平衡多種考量。

代議民主無法確保代表們在當選後仍然真的代表民眾，直接民主全民參與又太麻煩，抽樣參加就能找出一批真的能夠代表性一般人意見的參與者了。但如果純粹是抽一批人來問意見，那其實跟一般民調差不多，又嫌太粗疏。畢竟未必每個參與者平常都會留意新聞，而即使有留意，單是聽政客或傳媒的片面之詞，一個 soundbite 或頭條標題就下判斷，亦不會夠全面。加入討論和介紹，是要確保參與者對主題有一定認識後才下決定。

這個討論是商討式民主的重中之重，因為傳統的兩種民主，無論是直接民主還是代議民主，都只是考慮人民代表性的問題，沒有考慮人民對議題認識深淺的問題，而這正容易做成人民單憑感覺下決定或被個別口才好的政客 (煽動者) 擺佈。當然，邀請甚麼講者出席商討日，確保討論的質素，就成為很重要的一步了。

前後各作一次民調，則是用來評估做完活動後，民眾是否對主題加深了解，和有沒有因而改變立場。當然最後一次民調的結果，之後也能對決策者起到參考作用。

戴耀廷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香港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之一

由此可見，商討式民主有不少頗為獨特的優點。事實上世界各地有越來越多地方試行商討式諮詢，供政府決策時參考，近至澳門政府也有做過。可是這些做法始終是諮詢和參考性質的，沒有恆常化作為政府決策的主要依據，最後決定仍然是由人民代表或政府去做，整體來說仍是屬於代議民主制。因此我只會說它們是商討式「諮詢」，並未去到一個商討式「民主」的地步。

現在「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說要搞，我覺得是件好事，因為這能引入一些新做法，增闊港人眼光，明白民主不是只有香港人夢想中的所謂「普選」一種做法。

問題在實行。

現在佔中說要找600人參加首場商討日，但600人要怎麼個商討法呢？平日公司開會有二三十人，都已經沒辦法人人都有意義地參與了，何況600人？除非你搞個三日三夜，否則大部份人都沒機會發言吧？(當然其實也不需要600人都發言，畢竟總會有一堆意見是重覆的。) 現在佔中說要分開40個小組，每組15人來討論，最後再來總結，還叫可以想像是怎麼進行。但佔中的最終目標是要有1萬人參加，而且這1萬人也會來搞的商討日。1萬人，我當分50人一組，也要分200組，你是有甚麼大能可以控制這樣的場面？1萬人的商討，怎樣可以確保商討內容的質素？我是很質疑他們要如何在實際層面上操作這個商討日。

還有，這600人中大部份都是佔中行動參加者或支持者，只有100人是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隨機抽樣出來的，這表示這次商討日商討出來的結果一定是有傾向性的，並非絕對中立，違反了商討式民主的原意。我也見到有評論員說，干脆叫「決志日」好過，因為這雖然有商討，卻根本不是西方學者口中的那種商討日。

最後，搞這個商討日的目標到底是甚麼呢？我明白這樣做可以提高整個佔中行動的合理性和內部民主性，因為它有好好諮詢參與者的意見。但每次行動前都搞商討和公投，效率和行動力會不會低了一點？雖說現在是佔中發起人口中的所謂「醞釀期」，如果形勢有突發性轉變那怎麼辦？

整體來說，佔中的宣傳力度仍然不強，主要就是那幾個人在幾個傳媒固定地發表內容差不多的文章 (也有幾個傳媒固定地在炮轟和抹黑佔中)，真正在注意事態的仍只是少部份本身就熱中於政治話題的人。不是說書生論政一定會以失敗收場，但佔中發起人暫時給我的感覺，仍然是高談闊論多於實際操作一場大型社會運動，還有跟中共搞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