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都講過, 民主理論中對政客跟民眾的關係有兩種大取態. 一種是政客應該是純粹代表民意, 完全跟隨民意行事, 政客本身意見是次要的; 而另一種則認為政客應該自己思考甚麼最符合市民利益, 選舉只是讓市民選出最有判斷力的政客的過程. 這兩者會對"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的政客有不同理解. 民選政客"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這表面上看當然很有問題, 但並不一定是不合理的. 如果我們採用第一種取態, 那只要民意本身也是"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改變了, 政客也跟著這樣做也沒問題; 而如果我們採用第二種取態, 我們就要仔細看政客是基於甚麼突然改變判斷, 但只要這理據是合理的政客這麼做也依然可以勉強被接受.
正如我之前也講過, 正常來說財政司不可能100%閉門造車, 應該有向政黨"放風"過試探水溫. 但當預算案第一版推出時, 民意立即有超大回響, 政黨(特別是建制派)也高分貝圍插鬍鬚曾, 結果鬍鬚曾要更改內容. 而即使更改過後, 該方案依然被插. 這裡我想到三個問題.
一, 建制派是不是原本不反對第一版預算案, 只是看到民意後才轉態? 那這種做法就是"取態一: 政客依民意行事". 但奇怪的是, 建制派平日是依民意行事的嗎? 大家心中有數. 為什麼今次就這麼重視民意呢? 是今次民意反響太大? 考慮到選舉在即? 還是"上頭"怕茉莉開花而要建制派"執生"? 當然, 三種原因可以是並存的, 甚至很有可能的確是三管齊下才逼建制派跟隨民意. 但即使有時候原因一跟二存在, 我們也看不到建制派轉態, 如23條事件. 所以到最後"上頭"指示的重要性其實可能比大家想像中大. 如此一來我們倒是要多謝突尼西亞人令我們每人多了六千港元了?
二, 民主派現在又說要為新移民爭取也領六千元, 而這無疑是不會受多數市民歡迎的. 這種做法就是"取態二: 政客自己判斷". 當然民主派這麼做是基於完全自由平等的想法, 這也的確是他們存在的核心價值, 從理想主義來說很難怪他們這樣做. 但這種因理想主義而跟民意脫節的做法是否任何事項上都適合呢? 我很懷疑. 當然我們也可以很陰謀論地想, 他們是要以零代價爭取新移民支持, 因為民主派明知道自己的票數是不足以阻止預算案的, 所以他們即使口中說要為新移民爭取, 實際上也可能做不到. 但如果政府真是"上腦"了答應要派給新移民, 民主派怎麼收拾殘局? 我不認為新移民的支持可以彌補一般市民的流失. 而無疑這種市民跟新移民完全平等待遇的事例一多, 對以後社會政策帶來的影響是可大可小.
三, 民意的變動與政客的反應. 民意先是反對六千元注入強積金, 之後改成直接派發也還是反對. 政府怎麼做都受到反對. 這到底顯示政府回應民意不足? 還是市民本身沒有立場飄忽? 如果是後者, 民意經常改變, 那對以後管治將會造成困難; 無論是政府還是政黨都越來越難回應市民訴求, 極端來說會變到越來越 ungovernable 無法管治. 當然如果這是屬實, 我們也應該研究其成因, 畢竟正常來說民意是不應該如此奇怪的. 但某程度上兩個問題可以是關連的: 因為政府長期應對民意不足, 令市民對政府失去信心, 也令市民對政府要求越來越刁鑽. 這個講法的猜測成份比之前的為高, 但無論如何這個現象的成因跟影響都是很需要政府跟政黨正視的.
Otto von Bismarck, 1871-1890 德意志帝國總理
Benjamin Disraeli, 1868; 1874-80 英國首相
Robert Gascoyne-Cecil, 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 1885-86; 1886-92; 1895-02 英國首相
最後講一講一個不是針對今次預算案本身, 而是整個意識形態上的"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建制派, 特別是商界代表, 之前不是常常說民主下政策會短視跟民粹嗎? 所以需要保留功能組別嗎? 可是現在他們自己就支持了短視跟民粹的政策: 派 cash. 民主下才會短視跟民粹? 非民主就不會? 我們看到了並不是必然關係.
事實上從歷史來看, 我們也可以找到反民主人士反而短視跟民粹的例子. 接近的: 中東油王們都對國民大派福利, 而不少相關政策無疑是好大喜功跟短視的. 遠一點的: 大家知道近代社會最早大搞福利改革的人們是誰嗎? 他們都是保守派甚至反民主人士哦: 德國的鐵血首相卑斯麥跟英國保守黨首相的迪斯雷利和梳士巴利侯爵. 特別是卑斯麥, 他的反民主取態可是非常有名; 而梳士巴利侯爵也多次反對民主改革.
為什麼反民主人士要搞民粹搞福利? 因為他們害怕革命. 特別是德國, 當時比英國更封閉, 社會主義也更激進 (德國社民黨在當年已經聲勢浩大, 英國工黨反而較遲崛起), 令堂堂鐵血首相也要低頭, 不斷提出福利改革改善工人狀況. 為何害怕社會主義革命卻搞社會主義? 那是因為他們害怕的不是現在我們認識的溫和社會主義, 而是還在講階級鬥爭跟武力革命的社會主義. 如果發生革命, 那他們這班保守派就甚麼都沒有了. 這也回到了我之前講關於革命的威脅能迫使保守派政改的文章內容.
而他們的做法也看的出來一點: 民粹跟福利不一定等於短視. 相反, 有時福利政策一但落實就很難收回, 其實是非常長視的. 而透過長期的福利政策, 社會多一點和諧, 讓保守派有更長時間掌權, 也可以看出來這些保守派搞福利政策時他們的考慮是長視的. 所以雖然表面上政府開支加大了, 但社會問題也減少了, 其實整體上不一定就是"倒錢落海" (當然如何平衡讓負荷不超重也很重要). 在這方面卑斯麥的確很成功; 雖然福利政策未能阻止社民黨崛起, 但這個社民黨卻越趨溫和, 而德意志帝國內部一直都未受到很大的革命威脅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衝擊為止).
反而現在港府跟建制派這種"今次派彩虹糖, 下次派瑞士糖"的短視做法就真是有夠白痴; 不但讓人看不到誠意跟信服, 反而造成了反效果, 可謂陪了夫人又折兵. 政府這麼喜歡派糖, 不如下次鬍鬚曾趁海水公園全城哈囉喂時去 trick or treat 派一下好了, 起碼還有娛樂效果.
當然用來跟香港建制派相比, 就真是侮辱了卑斯麥, 迪斯雷利和梳士巴利侯爵他們了; 他們之間的手段高低差距真是大家"心照". 但這麼一比反而讓大家更明白香港建制派到底水平有多低, 他們講的話有多廢. 一, 民主還是不民主, 跟甚麼政策短視, 民粹和福利沒必然關係. 二, 他們"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更加顯示出他們無論在理論層面上還是實質層面上都多麼沒內容; 香港實在不需要這麼低水平的政客. 最後, 如果"上頭"要香港別開茉莉花或是紫荊花, 第一件要做的事實在應該是踢走這班低質素的代理人; 即使只是扯線公仔也好, 至少找一些高質素一點的吧 orz